帝國之後-近代中國國家觀念的轉型 (1885-1924) 沙培德 9787214283269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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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帝國之後-近代中國國家觀念的轉型 (1885-1924)
ISBN:9787214283269
出版社:江蘇人民
著編譯者:沙培德
叢書名: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頁數:430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58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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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沙培德的專著《帝國之後:近代中國國家觀念的轉型(1885—1924)》英文版問世后,隨即在海內外中國史學界取得廣泛關注,羅威廉、柯嬌燕、科大衛、王國斌等知名學者,以及慕唯仁等中青年學者紛紛撰寫書評。其中雖有商榷與建議,但更多的是肯定與推崇。而且對於學術日益專精化的今天來說,能夠吸引如此眾多的歷史研究者精讀並撰寫書評,這本身確實頗能說明該書的影響力。
沙培德關於近代中國轉型問題的研究很獨到,他為研究者們熟知的文本提供了許多新的視角,他對人物思想的解讀「總是具有原創性並令人耳目一新的」(羅威廉語)。

內容簡介
1885年至1924年間中國經歷了劇烈的政治與文化變革,這場變革根本上是由人們思想上的轉變引起的。本書追溯近代中國國家觀念的形成,探討經歷過兩千多年君主統治的中國人,為何在清末民初不再相信君主制,並且如何在新觀念上建設新的國家。作者嫻熟運用各類史料,不僅梳理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演變,分析大眾政治文化中反映出來的觀念,還重點闡釋「公民」「主權」等概念在中國被吸收與改進的過程,為中國從舊式王朝向現代國家的關鍵轉型提供了新的解釋,對有關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經典話題亦能有所啟發。
方法論上,本書將近代中國國家觀念的演變置於國內政治鬥爭以及對帝國主義反應的大背景之下,勾勒出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清晰脈絡,提供了一種對跨文化知識交流的有益探索。

作者簡介
沙培德(Peter Zarrow) 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歷史系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比較政治與政治史,對中國近代革命史、晚清至民國的知識與政治轉型等問題有專精研究,在海內外中國史學界有廣泛影響。著有《帝國之後:近代中國國家觀念的轉型(1885—1924)》《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等。
劉芳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后,北京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聯合培養歷史學博士。研究專長為中國近代政治外交史、中美關係史。近年來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課題兩項,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著有《美國政府與庚子事變研究(1899—1901)》等。

精彩書評
在這本頗具感染力的書中,沙培德剖析了近代中國國家觀念的轉型,詳述了一系列廣泛龐雜且富有表現力的反映帝國魅力逐漸喪失以及帝國的人和制度全面去神聖化的活動。沙培德對許多為人熟知的政治精英所提出的新政體願景進行了詳細研究,但他對這些人的閱讀幾乎總是新穎而令人耳目一新的。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羅威廉(William T Rowe)
通過重新創造思想世界,將不可能變成可以想象的,沙培德提供了對中國近代轉型的歷史最徹底的研究和*具說服力的論證。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齊慕實(Timothy Cheek)
這是一部研究深入、充滿智慧的著作。沙培德熟悉自己的課題,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長期而艱難的思考,故而能說出令人信服的話語。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目錄

目錄
譯序

致謝
引言
「帝國之後」
清朝君主制
清末背景
第一章 康有為的權力哲學與戊戌變法
聖人康有為
皇帝:權力與制約
中國改良主義者想象中的明治天皇
國家的今文經願景
第二章 梁啟超與公民國家
關於帝國的必要性
梁啟超、明治日本及其他
政治秩序中的公與私
第三章 「主權」與被翻譯的國家
運動中的主權國家
國家職能
梁啟超:走向國家主義
無約束的國家主義
第四章 漸弱的保守聲音
儒家改良主義
湖南人的反應:生活在三種聯結中
作為個人的政治
第五章 身份、歷史與革命
種族科學
種族意識與革命
創傷與復讎
歷史化身份,創造國粹(1)
歷史化身份,創造民粹(2)
第六章 光復與革命
共和主義、自由、自治
作為個人的政治
權利、公民權、社會主義
第七章 中華民國成立
共和主義的儀式:「雙十」
共和主義的儀式:國旗和國歌
袁世凱與共和國儀式
第八章 末代皇帝
立憲王朝
儒家思想與共和主義
新文化插曲
將故宮收歸國有
結論
參考文獻
索引

前言/序言

本書主要是關於政治思想的研究。先來看一組簡單的問題。中國人為什麼在清朝末期不再信奉皇帝了,並決定推翻有著兩千多年、甚至某種程度超過三千年歷史的君主制?是外來源頭削弱了清朝260餘年(1644—1912年)的統治嗎?是什麼使人們開始想象建立一個沒有皇帝的中國?也就是說,在19世紀末出現了什麼政治條件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幾千年來,君主制在中國的政治文化概念里都居於核心地位:它能如何被取代?不管取代它的是什麼,君主制的概念是否會就此崩塌並消亡,抑或它們會繼續影響后帝國時期的政治秩序?隨著君主制的制度基礎崩塌,它又如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顯現?皇帝採取了什麼措施來凸顯其存在並強調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最重要的是,這些主張受到了怎樣的攻擊?1912年之後,新的共和理念又是如何取代了舊的帝國理念?
這些問題其實並不簡單,而是引向了更深遠的問題。當人們都知道皇帝也是會犯錯的凡人時,再談「信奉」皇帝,即所謂的「天子」和擁有天命的人,意味著什麼?是清政府的政策或者整個皇帝制度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發生的變化不相容嗎?如果清朝是漢人統治而非滿人政權,它會以某種形式倖存嗎?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清朝是如何滅亡的,而在於民眾的態度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致使清王朝的覆滅合於情理?新的政治制度能否取代皇帝(或皇帝的概念)所履行的眾多職能?一旦皇帝不復存在,這會造成突然的真空嗎?還是君主制已經過時,它的倒台反而為建立更好的制度清除了障礙?
我相信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或許不是有關20世紀初期中國的全部重要問題,但它們肯定在其中。我不敢肯定我在本書中都做了很好的回答。但至少,我關注到中國人是如何提出重建國體的,而這為人們熟悉的近代故事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臣民到公民,從奴隸到自由,從無知到啟蒙。對另一個更老的故事版本來說,是從殖民主義壓迫到民族獨立。這是與美國有著強烈共鳴的故事,它廣為人知;這是所有的革命和殖民地人民宣揚的故事。一直以來,它為我們展現著近代性:從不假思索的傳統到理性的轉變,從迷信到科學和世俗主義的轉變;或者用不那麼樂觀的話說,是到世界和冷酷功利主義的瓦解、到紀律化和政府化的社會制度的轉變。
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故事」,我無意否認它們的真實性,而是指出它們並未完全抓住中國近代性的散亂框架。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共和國充滿了軍事獨裁的味道,並很快陷入軍閥制,但是共和主義的理想不斷激勵著知識分子和活動家們。與此同時,圍繞皇權的一系列概念在革命中留存了下來:人們仍保有對開明的統治者、賢哲的力量、受教育階級的家長式責任以及道德化的宇宙論的需求。要不是許多人都做好了接受一個沒有皇帝的世界的準備,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發生,但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根深蒂固的觀念,它還建立在這些觀念之上。
正如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強調的,中國對幾千年王朝統治的拋棄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產物,但它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這條道路從關於神、政治合法性和文本權威間關係的一套理念,最終轉變為一套新的共同信仰或一套新的理念。我們可以稱這些理念為故事、神話或對理性的探索,而20世紀中國的革命都強烈地表明要以文明和理性之名發動變革。19世紀末20世紀初,僅用了兩代人的時間,中國的精英階層和平民百姓就從信奉皇帝宇宙性的特殊角色轉變為信仰根深蒂固的懷疑主義。傳統的皇帝制保證了整個社會保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而君主制的崩塌就是普遍的文化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的滅亡,不僅代表了單個王朝的崩塌,而且是整個帝王制度的崩塌,儘管人們在革命初期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整個帝國系統的文化體系開始衰落,包括:第一,朝廷相對地方社會的強權;第二,旨在招聘官僚和強化士紳階層控制文化中心的科舉考試製度;第三,考試所依據的龐大的傳統(神聖)學習體系。
用一個「故事」來描述本書無疑具有誤導性。在撰寫的過程中,我找尋不同的切入點,並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索,至少是這樣開始的:一個問題會指向另一問題,然後再引出另一個問題。儘管如此,本研究始終圍繞中國人對皇帝制的觀念轉變。這種轉變始自19世紀80年代康有為(1858—1927)撰寫的從根本上挑戰君主制的早期文章,終於1924年最後一位清朝皇帝在濃濃的反崇拜氣氛下被驅逐出紫禁城。我將在本書中討論其他知識分子和康有為的創新之處,尤其會談到他的弟子梁啟超(1873—1929)。在我看來,梁啟超是一位長於雄辯且思維敏銳的時代先鋒,他發現了這個時代的關鍵思想,同時也引領了時代思想的發展。但這本書不是報人學者梁啟超的個人傳記。相反,除了這些主要人物,我還引用了學生、匿名評論家和教科書里的言論,並著眼于政治運動和政治儀式,以更好地理解這一時期發生的巨大變革。
君主制的神權本質——皇帝既是天地之間的樞紐,同時也是人與人之間和平與秩序的維護者——不僅在極少數的激進分子,而且在廣大的市民階層當中迅速衰退。進化主義、功利主義和民主觀念等激進的新思想模式取代了所謂「帝國儒學」的神權思想模式。這一轉變首先發生在知識分子和學生身上,他們都在教育改良派們於19世紀90年代建立的新式學校上學;之後,商人、華僑和普通市民階層的思想開始轉變;最後,傳播到部分農村地區的小地主和農民群體當中。起初,這些新的思維方式僅動搖了君主制的基礎,並沒有取代它們。然而,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中國君主制的垮台給人們帶來的痛苦顯然遠小於17世紀和18世紀的英、法大革命。確實,我們都知道,新的、穩固的政權不可能建立在舊制度的廢墟之上。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隨皇權運動的政治力量維持到了20世紀20年代,特別是在中國北方。最後,本研究還對君主制的消亡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略有談及。
對這一主題的研究我無法窮盡。至少,我不能說我讀過所有的相關文獻,我只讀過一小部分該時期的政治宣傳冊、官方紀念物、回憶錄、報紙和當時有關政治哲學的雜文。未來更深入的研究肯定會豐富我們對那個年代的了解,並提出一些新的觀點。我們可以把本書中討論的一些新聞文章看作晚清的博客:它們有廣度但不一定很有深度,它們的報道迅速且吸睛,但並未完全理解新讀物;它們只是回應朋友或敵人的文章;它們充斥著針對個人的辱罵和指責。但是這些資料很重要,它們反映了當時的人們為理解革命環境所做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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