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江南社會與士人生活 (插圖修訂本) 馮賢亮 978754582310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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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人群 ：大眾
相對整個中國而言，江南只是一個蕞爾之區，有限的生存空間和地土資源，卻建構起中國社會生活中物質與文化的很多關鍵部分。所以從唐宋以來，特別是在明清時期，有關「江南」財賦與人文昌盛的記錄與論述，堪稱浩繁。這是十分值得思考與深入分析的問題。
可以說，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發達、人才密集、文化繁榮，牽動了整個王朝的注意力，但涉及的核心範圍，不過是以太湖平原為主的很小的地方，又錯處於不同的高層政區，政治管理並不統一，反而孕育成為社會生活中具有核心性的空間。在明清兩代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很多文人、官吏、紳士、地主等人，留下了數量不菲的繪畫、詩歌、遊記、日記、書牘等，構畫出了江南生活中許多引人入勝的內容，也令今人嚮往而懷戀。

內容簡介
本書著重探討了明清之際江南的社會文化圖景，例舉了江南宏觀歷史進程中的一些重要面向，主要包括晚明至盛清時代的歷史變化與文化表現在地方生活史中的投射，以及知識分子的不同存在形態與文化生活、社會活動等，努力觀照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與家庭文化等的多樣化特質，揭示不同時代留給後世最重要的文化記憶與生活畫面，勾勒江南整體性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變遷，從而反映出江南地區孕育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在區域以及全國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與「鏈接性」意義，為進一步思考江南文化及其在新時代的發展，提煉江南文化的精神標識和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髓，提供學術資源與思想借鑒。本書原為上海書店出版社「江南文化叢書」中的一本，已於2021年6月出版，現以修訂版加入插圖精裝出版。

作者簡介
馮賢亮，浙江嘉善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史、江南地區史、中國社會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曾獲上海市高校優秀青年教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中國出版政府獎等。已出版《河山有誓：明清之際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明清江南的州縣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太湖平原的環境刻畫與城鄉變遷（1368-1912）》《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近世浙西的環境、水利與社會》《清史》等著作。

目錄
導論：從經濟史到文化史視域下的傳統江南研究
一、問題意識的引發
二、江南研究的主體與核心空間
三、理論關懷與方法
四、文化史的新熱點
五、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章 士人生活：明清之際的社會變動
一、士人生活的主要表現
二、晚明生活論述
三、政治的斷裂與生活的延續
四、歸入新朝
第二章 儇巧繁華：明代杭州的城市社會與生活文化
一、環境與記憶
二、水鄉人生
三、經濟變革與生活
四、奢化的休閑與逸樂
五、風氣轉移
六、餘論
第三章 晚明的松江府：士人生活與社會變化
一、環境與生活
二、地方責任與社會重心
三、慾望的馴服
四、三岡董氏
五、家族的內聚與變化
六、餘論
第四章 從國家到地方：袁黃的宦途與鄉居生活
一、引言
二、短暫的宦途
三、鄉紳的立場與表達
四、社會交往及影響
五、權勢格局與地方生活
六、接受與排斥
第五章 園第空間：明末清初士人生活的軌跡
一、引言
二、城居記憶中的梅花里
三、錢士升的核心生活區與社會活動
四、彷村與半村
五、生活空間的分散
六、結語
第六章 文化技藝：明清嘉定的社會環境與竹刻業
一、引言
二、社會與民生
三、物質文化與人生追求
四、竹刻業的興起
五、宮廷推重與文人好尚
六、結語
第七章 清初的科考：士人與地方政治
一、引言
二、順治時期科考的賡續
三、奏銷案及之後的科考狀態
四、地方衝突與官紳表現
五、結語
第八章 曹庭棟與永宇溪庄：盛清時代地方文人的生活
一、曹庭棟的家世
二、永宇溪庄的空間安排與經營活動
三、溪庄休閑與同仁雅集
四、種梅、探梅和憶梅
五、餘論
結論與思考
一、社會風貌的把握
二、包容性、創新性與引領性
三、區域社會與整體關懷
四、江南的核心性與政治意義
再版後記

精彩書摘
三、政治的斷裂與生活的延續
當然也不可否認，政治危機與社會問題仍時刻縈繞于明代統治者的日常生活中。從全球史的視域著眼，十六至十七世紀確實屬於一個「大變局」的時代，類似的王朝更替也發生於其他國家，社會動蕩，戰爭不斷。到十七世紀，可以說進入了全球性的危機時代。[ 李伯重：《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全球史視野中的明朝滅亡》，《歷史教學》2017年第3期，第6-15頁。] 在中國，這兩百年間，則契合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王朝更替的大時代，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的更迭能像這個時段一樣被賦予如許濃墨重彩。
這一時期的中國，正處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文化諸方面都產生巨變的十六與十七世紀，正是因政府的腐敗、商業經濟的迅猛發展、農村中舊的等級關係的瓦解、對正統理學的普遍懷疑，使明清之際既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又充滿著極大的不安。[ [美]包筠雅：《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序論」，第1頁。]
成化十一年進士、由翰林院進身至內閣大學士的蘇州人王鏊(1450-1524)認為，社會越發展，官員隊伍越顯繁雜，在這樣的趨勢下，「政令紛然，守令欲舉其職，難矣」，因而也很難產生古代的所謂「循吏」。[ [明]王鏊：《震澤長語》卷上《官制》，嘉慶十三年張海鵬輯、借月山房匯鈔叢書本。] 在這類關於地方社會敗壞的批評中，就涉及地方官員與居鄉士大夫這兩個關鍵性的群體。前者「食君之祿，居人之上」，本應該「顧念職守，承宣德意，為百姓分憂」，然而常有「日務送迎奔走，取辦簿書，諛媚上官，以求薦舉、圖升遷」的情形，自然對於吏弊民隱「恬不經意」，對朝廷的政策與要求常有怠慢之舉。而作為「鄉邦之領袖」的後者，是屬於「挂名仕籍」、受國家恩寵的一個群體，更宜表率齊民、奉公守法，卻與那些貪圖利祿的地方官員們一樣，「瘠人肥己，效尤成風，坐享田租之利，而使無田小民代其包賠稅糧」，倘遇官府清查，也敢妄行阻撓，任私情而昧天理。[ [明]顧鼎臣：《顧文康公文草》卷二《懇乞天恩飭典憲、拯民命以振舉軍國大計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萬曆至順治顧氏家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5冊，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版，第292-293頁。]
從崇禎十年（1637）開始，江南的太倉、寶山、上海、南翔、大場、崑山、嘉定、常熟、金壇、溧陽、宜興、武進、石門等地方社會生活中，以奴僕反抗地主為主的運動，此起彼伏。[ 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25頁。] 當時有人驚呼這是「千年未有之變」。[ 乾隆《寶山縣誌》卷一《風俗》，上海圖書館藏乾隆十一年刻本。] 崇禎末直到清初的「奴變」，發生於江南的大部分地區[ [日]西村???：《明末清初?奴僕????》，收入[日]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政治?社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年版，第233-275頁。]，直到康熙初年才得以逐漸平息下去。[ 謝國楨：《明末農民大起義在江南的影響——「削鼻班」和「烏龍會」》，收入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頁。]
隨著李自成農民軍的興起，北方社會中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士紳階層，開始倒向了農民軍。[ [日]山根幸夫：《明末農民反亂?紳士層?對?》，收入《中島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下卷），汲古書院1981年版，第359-388頁。] 北方戰亂的威脅，使大量流民南逃。張岱說他親眼目睹流民餓死，曝屍杭州街頭，堆積如山，等待火化。崇禎十一年他再游南京時，在長江邊的破廟落腳。他觀察出王朝敗象已露。崇禎十五年，無能的官吏為重建南京皇陵光華，竟用古木焚燒，挖掘深達三尺的土坑，將皇陵毓秀之氣破壞殆盡。而且皇家祭禮十分草率，禮品相當簡陋，七月份在饗殿上供奉的牛羊牲禮，已經臭不可聞。這是王朝明顯衰敗的預兆。[ [美]史景遷：《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溫洽溢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134頁。]
崇禎十七年崇禎帝自縊于煤山死難的消息，正式傳到江南小縣嘉善的時候，是五月初一日，令時人感覺天崩地塌一般。一個月後，即六月初一日，弘光帝在南京登極的詔書下達到地方，人心從而得以安定。[ [明]陳龍正：《幾亭全書》卷二十六《政書·鄉籌四》，「甲申弭變蠲賑事宜」條，康熙雲書閣刻本，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2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204-205頁；[清]佚名：《武塘野史》，不分卷，「崇禎十七年甲申」條，清抄本。]
在北京陷落後，黃淳耀（1605-1645，崇禎十六年進士）等人本來考慮的日後生存之道，是黃氏所謂的「唯有去城而鄉，雖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疏離新朝政治，日常生活中於「冠昏喪祭」這樣的重要環節，仍可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只稱「前進士」，即使「絕跡忍餓」渡過餘生，也不與地方官府產生關係。黃氏強調說，這是他面臨當前的「大關係處」才敢與朋友相告的「真語」。[ [明]黃淳耀：《陶庵集》卷四《答王研存書》，光緒二十二年順德龍氏知服齋刊本，頁9b-10a。]
而且，滿洲人入關后迅即在北京建立新政權，已使萬曆以後欲在中國傳教而屢受不歡迎的西方世界，產生了新觀念，即中華帝國是能夠被摧毀的，看上去如此強大的明朝，政府組織又似乎是完美無缺，結果卻被「北方的野蠻人」摧毀了。[ [美]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世界文化總體對話中的中國形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頁。]
士人的家國情懷與命運變幻，在那個時代，顯得特別激蕩人心。聚合文人士大夫精英的黨社活動，從嘉靖到萬曆時期的以文會友，崇禎年間的由詩文的結合而變為政治運動，到弘光以後由政治運動而變為社會革命意味的活動了。[ 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頁。]
維時僅一年的弘光朝，在1645年上半年即驟然瓦解，使江南士紳百姓措手不及。在為殉難的紳民祝禱時，還有所謂「絕粒刎頸恨難消，墮井投繯志不撓，此日君臣同醉飽」[ [清]孔尚任：《桃花扇》卷四《第四十齣·入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頁。]，是當時社會情狀的真切反映。在蘇州，聽聞清兵南下，城內士民大為驚恐，紛紛攜家帶口，逃往鄉間避難。[ [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頁。] 大難避鄉，是當時的普遍情態。這種帶有全社會逃難的經歷，主要出現在崇禎末年北京城陷落、弘光小朝庭的滅亡以及清兵南侵下達剃髮令后，這三個重要的時段。可是很多人逃離城市，還存在著較多的困難。即使能避處鄉間，社會的混亂以及可能出現的各種威脅，也是他們需要時刻面對的。[ 巫仁恕：《逃離城市：明清之際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難經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3期，第1-46頁。] 晚明士人生活中曾經的逸樂生活，開始出現了深深的斷裂，個人及其生活空間因為朝代的興亡，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李孝悌：《桃花扇底送南朝——斷裂的逸樂》，《新史學》2006年第3期。]
在地方社會而言，處於這樣的亂世，正如歸庄所言：「亂世風俗惡，凡事皆逆施，臣則賣其君，主亦受奴欺。」[ [清]歸庄：《歸庄集》卷一《詩詞·避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頁。]
上海等地鄉間，在清兵南下之際都豎起了降旗，上寫「大清順治二年順民」。但在聽聞抗清明兵要來后，城鄉百姓粘于門上的「大清順民」黃紙被很快扯下，但忽然又傳聞清兵復來，又被粘上。如此反反覆復了很久。周浦鎮的大戶店鋪湊出銀兩，買好豬羊米面等物送到縣城，向已降清的總兵李成棟表示「感荷天恩」、「情願歸順」等語。[ [清]姚廷遴：《歷年記》，「歷年記上」，稿本，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頁。]
關於剃髮的具體要求，在嘉定三屠后侯峒曾的弟弟岐曾遺存的日記中，記載得比較清楚：官府設有「清發道」，按「五等」定罪。所謂「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鬢不留耳，留髮不留頭」，另外「頂大者與留髮者同罪」。[ [明]侯岐曾：《侯岐曾日記》，丙戌二月廿九日、丙戌三月初一日，收入《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頁。] 到順治三年二月間，剃髮「雖非人心之願」，但不剃者已然大大減少，從二月底至三月初旬，「出城市者皆復翦發，漸及於鄉也。」[ [明]佚名：《崇禎記聞錄》卷六，收入《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三輯第52冊，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印行本，第86－87頁。]
儘管那些對隆武、紹武、永曆等南明政權滿懷希望的士人，如歸有光的曾孫歸庄那般，還存著幾分「願提一劍盪中原，再造皇明如後漢」的豪氣[ [清]歸庄：《歸庄集》卷一《詩詞·夏日陳秀才池館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頁。]，而且與侯岐曾暗中勾連的反清人士，散布太湖東南部城鄉地區，有的還是一代名士，可是，他們短暫的抵抗活動，隨著清政權的全面滲透太湖地區，已趨減退。[ 馮賢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與江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