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發微 錢穆 9787553819457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彙集錢穆先生探討中國史學本體、中國歷史精神的精要綱領，是一部探索中國歷史原委的史家經典。
錢穆先生認為，研究歷史，首先要有史識基礎，要有關切國家、民族的情懷，要從歷史時間、事件、人物三方面著手，如何看透中國文化特質和民族性，才是史學研究的關鍵。史籍浩繁，本書則提綱挈領，探本窮源，簡要而玄通。
面對浩瀚綿長的中華五千年，這是史學大家寫給中國人的史學導言，全面開啟讀者對於國史的認知。

作者簡介
錢穆（1895—1990）
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曾先後任教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校。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后移居台北，於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一生著述豐富，學識博達，被譽為「一代通儒」，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目錄
目次
國史漫話 / 001
中國史學之精神 / 031
史學導言 / 041
中國歷史精神 / 117
中國文化特質 / 157
中國民族性與中國文化之特長處 / 203
歷史與人生 / 219
中國史學中之文與質 / 233
民族歷史與文化 / 245
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 / 257
莊子「薪盡火傳」釋義 / 299
略論中國歷史人物之一例 / 309
世界孔釋耶三大教 / 325

精彩書摘
國史漫話
此稿成於雲南宜良，在余《國史大綱》成書之後，繼《史綱·引論》發表于昆明之某報，張君起鈞剪存之。攜赴重慶，又轉恩施，並挾之以赴北平。嗣又攜此稿來台。輾轉數萬里，歷時三十載。張君檢以示余。余久忘之，重獲展讀，深感張君鄭重此稿之美意。張君重欲將此稿刊佈於《自由報》，特附識此一因緣以告讀者。（一九六八年七月）
一 國史規模的宏偉
去年五月中旬，始草《國史大綱》（以下簡稱《史綱》），迄今年六月成書。《史綱》辭尚簡要，意有未盡，偶為《漫話》。
草《史綱》既竟，特標四信念于端，曰：凡讀吾書，請先具下列四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隨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否則等於只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
三、所謂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無一點價值，亦無一處可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而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前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此乃表示其國家民族文化之墮退與消失，並非表示其國家民族文化之發皇與向前。
右列四信念，標之今日，似為突兀。然靜待時間之經過，此四信念，終將為我國人所首肯而接受。否則，久而久之，竊恐所謂中國史，亦將追隨於埃及、巴比倫之後，為世界熱心考古之士，提供以一種所謂「東方學」之資料而已。既根本無所謂國史，則自談不到上舉之所謂信念。懷不能已，復標舉之於吾《漫話》之首。義取共鳴，無煩詳說。
治國史有一首先應當注意之點，即國史之「大」。所謂大，並非故自誇大。乃有客觀事實，可以數字明確指陳者。要言之，一則我國史所包疆域之廣，一則我國史所含人口之多。中國為一廣土眾民之國家，自古迄今皆然。此實使我國家民族能翹然特立於斯世。若不注意於此，則對我國史已往之精神與意義，將索解無從。
西人治史，多盛推羅馬。又以羅馬建國，與我秦漢略同時，故論中西史，每喜以羅馬與秦漢相擬。其實羅馬立國規模與秦漢大異（《史綱·引論》中已及之），即就大小一端論，便見兩者之迥乎不侔。羅馬初創，版圖不過四百方哩。以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相繩，則略相當於我春秋時期一子男之國，如鄭、許之類。
羅馬之擴大，始於腓尼基戰役開端之後。第一次腓尼基之戰，羅馬圍攻阿格立真坦（Agrigentum），陣亡及病死者不下三萬人。第二次腓尼基之戰，康納（Cannae）之役，羅馬大發祿為漢尼拔所敗，羅馬軍隊之陣亡者可五萬人，俘虜亦萬人。量其情形，約略相當於我國初期梁惠王稱霸前後之列國兵爭。就時間上橫切面言之，則第一次腓尼基之戰，正當於中國史有名的秦、趙長平之戰，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于長平。此年即羅馬海軍邁利之戰，對迦太基獲第一次勝利之年。第二次腓尼基之戰，則當在我東方豪傑革命亡秦，楚、漢相爭之時代。就鴻門宴一時言之，項王兵四十萬，而沛公兵十萬。漢尼拔撤馬（Zama）之敗，戰于迦太基之附近，則正值項王垓下之圍之年。兵卒之眾，殺人之多，殊不足為其民族國家歷史之榮耀。然場面之闊大，牽動之繁複，亦不失為估量當時才力意氣之一種標準。楚子玉治軍，不能逾三百乘。而韓信自許，將兵多多益善。此正可見雙方軍隊組織力之強弱。

前言/序言
序一
中國學業相傳，向分經、史、子、集四部。經學最早，但實惟有《詩》《書》兩部。《詩》三百，迄今猶存。《書》則惟商、周兩代少數幾篇政治文件，或最先當起於盤庚以後。至唐、虞、夏代，如《堯典》《禹貢》之類，皆出戰國後人撰寫，非孔子前所有。至於禮，《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則禮非成書，故稱「執禮」，與《詩》《書》不同。《儀禮》僅屬士禮，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屬後起，當在戰國之晚世，或當在《虞夏書》之後。樂則無專書記載。即孔子時，鄭、衛之聲，已非古樂。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乃自陳達齊，但亦決非傳自舜代。惟在孔子時，已屬南方之樂之稍古僅存者。至孟子時，古樂、今樂已顯相分別。《易》雖古代相傳，但孔子時亦僅為一卜筮之書。《易傳》則當出秦始皇時代，已雜采儒、道兩家義成書。孔子前雖有《詩》《書》，亦不稱之為「經」。蓋古代學術尚未流通，惟政府最高層始掌有之。故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學術傳於社會下層，其事始於孔子。戰國諸子著書，墨家最先有經。漢代諸儒以孔門相傳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遂誤稱「六經」。而實是《詩》《書》《儀禮》《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書，尚缺一《樂經》。漢武帝乃立「五經」博士，後代經學惟「五經」有傳記註疏，此外不再有增。則雖有經學之名，而其學術相傳，則惟傳述，無創作，與史、子、集三部有不同。
先秦諸子相傳為九流十家，最先起者為孔門儒家。孔子為中國自古相傳私人講學之始，前後門弟子共七十七人，後世訛稱七十二人。然姓字見於《論語》者，不達半數。《論語》乃孔門師弟子相聚講論語言之記載。然其書相傳，至孟子后，始正式編纂為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書中，亦尚不見《論語》一書名。墨翟繼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書。如今傳《墨子》及《墨經》，其書皆出《論語》為書行世前。其他各家成書，則全出儒、墨后。但獨有小說一家，則其成書當尚有在孔子之前者。
九流各成一家之言，以其門弟子相聚相傳，如同屬一家，故稱「家言」。家族之「家」，指血統言。諸子成「家」，乃指其所講貫之道統言。獨小說家則不然，因小說家所彙集之諸書，尚遠起在孔子儒家講學之前。古代有史官，由周天子分派于列國諸侯間，世襲其位。又有正史、稗史之別。「正史」居諸侯之國都，「稗史」則散居國都外城鄉間。其有關稗史所記載之文字，散見於今傳《左傳》諸書中者，尚不少。余已在他篇論及，此不詳。戰國小說家言，則即由其時之稗史來。
如是則在子學中，豈不即包涵有史學？其實不止於此，即如縱橫家言，豈非即戰國時代有關當前國際事件一種互相分派之爭論與抗議？其實尚不止此，即如孔子為儒家開山，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則孔子之意，乃欲上承周公。后儒則又自周公上推堯、舜、禹、湯、文、武之唐、虞、三代。墨翟繼孔子起，自為家言，則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墨。」是墨家于唐、虞、三代中，獨取夏禹一人為法。道家繼儒、墨而起，乃更上推黃帝，而唐、虞、三代皆在其下。但又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創為農家言。其次如陰陽家，則庖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以至三代，凡中國史歷古相傳諸帝王，皆在網羅取法之中。而秦之統一，則其君自稱始皇帝，是亦上承雜家呂不韋《春秋·十二紀》來。則凡先秦諸子學，實可謂乃無一而非源自
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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