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知識人-現代中國早期60位典型人物重述 孫笑俠著 9787100217385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法學研習者、法學愛好
中國近現代史是法律文明的繼受進步史，也是法科知識人的悲欣交織史。本書選取 60 位法科知識人作為考證和評述的樣本，清晰展現四種類型：新知先行者、政治行動者、職業行動者和學術靜觀者。他們與傳統、與時代、與政治、與人性既相逢于種種事件，又遭遇著種種衝突，藉此可感受時代大變局中法科知識人的奮鬥行跡和心緒。

內容簡介
書從中國百年法科知識人中遴選出60位，作為歷史樣本進行考證或評論。以全面的新視角和豐富的原史料塑造了中國近現代法科知識人群體形象。從知識功能與知識演進的角度，對中國近現代法科知識人作出歷史階段與進化類型上的劃分：新知先行者、政治行動者、職業行動者和學術靜觀者。這批法學人物的經歷是中國法治化進程的先行者和見證者，藉由本書的論述可感受他們的行跡與情緒，了解他們與傳統、與時代、與人性既相逢于種種事件，又遭遇著種種衝突。這批法科先行者，共同為法治現代化和法學自主性貢獻了力量。

作者簡介
孫笑俠，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全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2002）。曾擔任浙大和復旦法學院院長。現兼任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法學教指委委員。從事法理學-法哲學及法律交叉學科研究，著有《程序的法理》《法治需求及其動力》《司法的特性》《法律對行政的控制》等並發表百余篇論文。

目錄
黑袍士界(自序)
第一章 新知先行者
第一節 除舊布新
沈家本——布新，必須除舊
伍廷芳——諤諤之士的法科「稜角」
第二節 先知啟蒙
嚴復——先懂西學者，先知法學
梁啟超——法政宣傳家的平凡與非凡
第三節 革新賡續
董康——功名得失，律人止欲
江庸——跨時代的「後浪」領袖
汪有齡——朝陽校父履歷之謎
第二章 政治行動者
第一節 速成與立憲
劉春霖——從末科狀元到法科海歸的蝶變
褚輔成——屢挫屢戰的立憲人生
沈鈞儒——好石取堅
第二節 知識與革命
馬德潤——拒孫文､不入盟的留德博士
張知本——革命憲制與社會本位
第一章士釗——知識人獨立難，寡慾更難
李大釗——守常與超越
第三節 法科與外交
關炯——身處公廨夾縫，何以服人?
鄭天錫——緣起英倫，夢落英倫
顧維鈞——制度弱國的外交精英
馮炳南——「華人禁入公園」案終結的民間推手
徐謨——外交官的標本
第四節 專業與政治
王寵惠——「好人」之「迂」
余紹宋——法部高官的閑暇生活
羅文干——「好人內閣」的豪氣奇才
王世傑——法理型官僚的樣板
鄭毓秀——是玫瑰，還是樹丫?
胡次威——非典型性「棄學從政」
第三章 職業行動者
第一節 在朝同袍
楊蔭杭——女兒楊絳眼裡的「瘋騎士」
余棨昌——「見」與「隱」
郁曼陀——黑袍詩人
郭雲觀——士君子的氣節與骨力
夏勤——法制童稚時代的赤子
向哲濬——東京審判，檢察官為何是他?
梅汝璈——率性與理性
楊兆龍——與龐德交集的往事
倪征日奧——淡泊與平庸的邊界在哪?
第二節 在野法曹
劉崇佑——卷舒有道，在野直聲
林行規——出則見廟堂，退則行民間
王開疆——創辦三所大學的蹈海者
陳霆銳——律師的對價與公義
郭衛——「野外」生長者之野史
張志讓——隱秘的半生路遇
何世楨——寄嘯山莊，豪門何「憂」?
魏文瀚——先之，勞之，無倦
史良——女律師的職涯與命運
第四章 學術靜觀者
第一節 回心轉型
戴修瓚——「劫」后的學術餘生
陳瑾昆——奔赴延安的「舊法」教授
史尚寬——民事立法宗師
吳經熊——超越?抑或人格分離?
徐道?——問學何必兩抱恨
第二節 針砭濟世
張君勱——35歲前後的學問與愛情
周鯁生——書齋內外的知行極限
燕樹棠——縱議天下，洞明法理
陳顧遠——「五四」法科青年一生的行與知
錢端升——激情四射的政法學家
費青——童心傲骨九天渺
第三節 書齋覓境
梅仲協——沉默于學問與命運的秘境
盛振為——半壁法科，於斯為「盛」
楊鴻烈——清華國學院出身的異才
李浩培——無感逆運樂於知
周?——艱難存活的羅馬法種子
芮沐——法之中庸，正道與定理也
附:本書所涉法科知識人名單
後記

精彩書摘
《法科知識人：現代中國早期60位典型人物重述》：
伍廷芳在外交界工作，與一般外交官辦事風格不同，其有「稜角」的外交風格，曾遭遇閑言碎語。1908年《外交報》「使節紀聞」中明文記載了這樣一段話：「駐美伍秩庸星使前以使臣辦事多與事體相反，殊失設官本意，特議規約八條，呈請政府鑒核。」目前雖未查到八條規約是什麼，但至少可知伍廷芳受過嚴厲的批評指責。
他作為留洋法科「海歸」出身的外交官，怎麼可能與普通官員一個模子，按部就班辦事呢？他甚至大?上奏，要把男人後腦勺的辮子剪掉。伍廷芳敢於直抒己見，因為他篤信文明進步的方向。日本早於1871年就開始允許自由散發，成為個人自由權。1876年，江浙等省出現「剪辮謠言甚重越傳越開」，至1877年春又在天津、北京傳出「剪辮謠言」。從現存文字記載來看，伍廷芳是為「剪辮」而上奏摺的第一人。1910年，他單獨向清廷呈遞了《奏請剪髮不易服折》，今天來看這隻是剪除髮辮之小事，但在當時簡直是對祖宗成法的「妄議」，而伍廷芳就敢於直抒己見。攝政王閱后與諸樞臣商議，據說認為這是「徒講形式上之文明以自欺」，結果駁了回來。這根辮子由是一直拖到了辛亥革命才剪除。
到了辛亥前後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他反倒更受各方需要，更受歡迎了。當革命軍興，清廷大震，立即下立憲之詔，親貴退政，組織漢人內閣。清廷尤其對伍氏器重有加，任命伍為外務部尚書。在野民意也一樣歡迎伍廷芳，1911年9月初，就傳聞說伍廷芳將接替梁敦彥任外務大臣。各地大小報刊總是關注他，對他的舉動抱以期待或支持。至於外國人，就更加看好伍廷芳了。武昌起義后剛一個月，各國駐上海領事團開會決議與民軍交涉，公認伍廷芳為「民軍外交總長」，「不再承認前上海道劉襄孫為華人之代表」。「以伍君熟悉交涉，深致歡迎。聞已眾意僉同公認伍廷芳為軍政府外交總長。」如此說來，伍廷芳擔任民國外交總長的時間早於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間。
後來，伍廷芳在反袁立場上，表現出執拗挑刺、得理不讓人的士人風骨。直到袁死後，他才肯復出擔任外交總長。在法科人才奇缺的時代，伍廷芳的法律人外交官的身份和表現，令人印象深刻。法科知識人的思維是依邏輯展開的，講究概念、規則與推理，還會借所謂法理與價值觀避免意識形態之爭。因而其法律思維往往生長了某種令人莫名的「稜角」。伍廷芳被人需要，這不奇怪，受人歡迎卻十分難得。
1922年6月23日，伍廷芳逝世，當時媒體稱其為「在中國最先代表共和主義之人」「中國民治主義之祖」，評價堪稱貼切。然而，有份創刊不久的《努力周報》，卻於7月2日《這一周》欄目發表了一篇社論。文中說：「他的死耗傳出之後，無論南方北方，無論孫派陳派，都對他表示一致的敬意和哀悼，我們對他的為人，也表示相當的敬意。」接著，該文用一種輕佻的口吻說：「至於他的蓋棺定論，我們想用『福人』兩個字包括他的一生。」文章緊接著講到他的「大福分」：其一，民國六年伍氏任國務總理時，始終拒絕對解散國會的命令予以副署，認為「確可以表示伍氏的人格」。文章說黎氏也有表示人格的機會，但反而為伍氏提供了獨享盛名的機會。其二，說他對孫中山的由始至終的幫助，也是他人格的表示。憑其年輩和名望都可以使西南政府增加重量。伍氏逝世，恰當孫文失敗，「這個時候死去，不但他自己始終不變節的人格，格外從失敗里照耀出來，並且使人對他晚年扶助的那個雖失敗而究竟不失為正義的旗幟，格外發生一種同情的敬意」。明明是講伍氏的人格、名望、氣節，卻用「福分」來概括，實在有點文人的酸味。
這篇文章又不乏尖刻地說：「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時，全靠他的古怪行為與古怪議論，壓倒了西洋人的氣焰，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個弱國的代表受許多外人的敬重。他的見解是很淺薄的，他對於東西文化的見解尤其是很淺薄的，然而西洋人被他那『老氣橫秋』的大模樣震服了，竟有人尊他為中國式的學者的代表人物！這種福澤已是很難得了。他在外交界占的地位，使他在國內政治上的事業也格外順溜。」這篇文章對伍氏的評論，雖屬雞蛋裡挑骨頭，酸味很重，但也挑不出什麼大毛病。
此文到底出自何人之手？署名「適」，從語句、語氣、風格看，疑似出自胡適之手筆。再加上文章的另一段文字署名「H」，應該是HuShih的縮寫。再者，《努力周報》是胡適於1922年與同仁共同創辦的政論刊物。文章說別人給予伍廷芳人格「一致的敬意」，同時又忍不住譏諷他的學識淺薄。可見這篇文章的作者自恃學識淵博，愛對他人評頭論足，應該是符合胡適的特點了。三十而立的胡適，難道也避免不了年輕氣盛、驕狂自信？遺憾的是，經查證，此文編入1928年出版的《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作者的確是胡適。伍廷芳比胡適年長近50歲，胡適此文不免輕佻，他恐怕也想不到自己16年後竟也當上了駐美大使。

前言/序言
知識的分科立學，基本上是與大學起源同步發生的。大學出現過程中就遇到專門知識的排序問題，哪些學科應該被列入大學？11世紀博洛尼亞出現了以學館為最初形式的「法學院」。職業訓練是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進而出現知識分科后的律師、醫師、牧師、教師等職業。中世紀有四種典型學院：文學院、醫學院、神學院和法學院。為什麼是這些而不是其他的知識領域走進了大學呢？學科知識的重要性排名一直有爭論：有人主張文學是世俗科學和哲學的頂端，僅次於神學；有人認為法學應高於醫學；醫科作為唯一的技術學科成了大學科目，便有人質疑建築學為何被排除在大學之外如此等等，爭執不休。這似乎是西方「知識次序鏈」爭論的最初版本。
那麼，中國的知識分科遇到過什麼樣的問題？中國法科知識人的成長曾經有過怎樣的路徑？
華夏民族自古就是尊崇倫理人文的禮儀族群，中國文人是個崇尚詩書傳家的風雅群體。一個民族像人一樣，在知識創造上會有一些「天賦」的特性。《論語》與《詩經》這樣的經典，便是基於這種「天賦」而產生的。經術與文學是最受尊崇的知識，成為科舉選拔官員的必考內容。然而，唐代科舉就開始出現的經術與文學孰先孰后之爭，一直持續到元代。宋哲宗就科目紛爭做過微調，倡導進士分立經義與詩賦兩科取士，但此動議最後沒有著落。基於種種因素的作用，生成了一種穩定的知識偏好，科舉即是以制度的形態來安排知識次序或秩序。文人追求知識、真理的動力，也被作了單一化的制度安排。既然人仕是文人的唯一出路，問學從教便無從獨立成「職業」，無須分科立學，更不必設立大學。不得入仕者，被淘汰進入社會，設塾從教，或成為刑名幕友，等等，這也在無形中形成了知識的「次序鏈」甚至「鄙視鏈」。
律例象徵著森嚴的王權和國威，而律學在士大夫心目中卻並無相應的地位，反而處在知識「秩序鏈」的底端。這一矛盾現象頗令人費解。當中國與外部世界開始通商、交涉的那個特殊時代到來之際，卻發現原來的「天下觀」徹底崩塌，知識「秩序鏈」出現了斷崖式短板。中華文化的經術與文學，西方文明的邏輯和法理，東西方兩種思維恰於此時發生嚴重衝突。大清帝國無法面對世界並與之溝通，於是只能拱手讓出一系列主權利益，其中包括領事裁判權。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知識體系、思維方式和價值標準，在通商中碰撞交涉，短兵相接，而中國人仍不知國際法為何物，外交淪為被動接招、粗鄙應對的「交涉」。甲午戰敗嚴重衝擊了這個陳舊而穩定的知識「秩序鏈」，這才有了張之洞的東渡勸學，清國留日學生如過江之鯽，繼而有了「速成法科」。
漢語「法科」一詞由日本人根據漢語造詞而來，或許這與日本傳承自中國的「明法科」一詞有著詞源上的關聯，但在近代，「法科」是分科立學的一個概念。早在1871年，日本文部省就組建了學制調查委員會，其主要成員箕作麟祥、森有禮等以西方制度為基礎，制定了《大學規則》，提出在大學設立五科，包括：教科、法科、理科、醫科、文科。其中法科、醫科、理科是完全按照西方的學科分類建立的。「法科」概念最初在中國早期報刊上使用時，大都是用來介紹外國事務的用語，比如1898年《知新報》介紹日本法科大學學制從三年延長為四年，或介紹日本法學家時採用「法科博士某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