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 (修訂版) 羅志田著 9787100222655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歷史研究者
內政與外交的互聯互動，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時代特徵。而本書題眼「民族主義」，正是各方爭奪實際利益時，常訴諸的所謂理念和民聲。這既是當時政治運作的一個特色，也提示出外國在華存在的實質影響。
本書是羅志田教授關於近代中國政治史的一部力作，詳論了北洋時期政局的動蕩更迭與隱伏其間的民族主義思潮，既有風雲跌宕的大格局，也寫到了個體在大時代中的思想激蕩。本次修訂，增添文章若干篇，多涉及北伐前後的政治外交，使修訂版更側重於常規意義的政治史，也更貼近「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這一主題。

內容簡介
近代百余年間，中國多呈亂象。各種思想呈現出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流動局面，然其背後，又有或隱或顯的一條潛流貫穿其間，不絕如縷。這一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若考察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潮，都可發現其所蘊含的民族主義關懷，故都可視為民族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
本書側重的時段是民國建立后的十多年。在所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政局顯得紊亂，被認為類似五代。於是出現與五代相近的時代要求，即嚮往統一，這也是北伐成功的一個基本要因。成立不過十多年的民國，實際再次改朝換代，帶來比辛亥鼎革更大的變化。民族主義在其間的能動形態，有頗具特色的表現，而其對政治的影響，也相當顯著。

作者簡介
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任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和《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等。

目錄
自序
引論 帝國主義在中國：條約體系的文化認知
上編 亂世中的個人和群體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表現形式：以胡適的世界主義與反傳統思想為個案
救國抑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
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活動與言論
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
中編 北伐時代的軍政格局
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
北伐前南北軍政格局的演變，1924—1926
國際競爭與地方意識：中山艦事件前後廣東政局的新陳代謝
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
下編 動蕩時期的內與外
北伐前期美國政府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認知與對策
李錦綸使美與中美促進南北合作談判修約的嘗試，1927—1928
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折

精彩書摘
一般的看法，胡適之是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而胡適一生，又恰恰對民族主義始終有那麼幾分保留，常常被人認為是「西化派」。把這樣一個人物詮釋為民族主義者，似乎頗有些厚誣逝者的意味。的確，胡適接受了西方的現代自由主義，並終其生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在留學期間形成並影響其一生的世界大同主義，以及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及其後的反傳統主張和行為，更早為世所共知；凡此種種，皆指向一個非民族主義的方向。
不過，對一個歷史人物，最主要的是考察其畢生一以貫之的志業與思想。胡適選擇的志業就是要為中國再造文明（包括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他的基本思想是希望對內實行半自由主義半社會主義的新型計劃政治以解決社會民生這一基本問題；復因內政的改良而使列強能同意修訂不平等條約，進而解決對外的問題，使中國達到能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最後通過「物質上的滿意使人生觀改變一新」，實現為中國再造文明、變中國為一個面目一新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大目標。毫無疑問，貫穿在胡適志業和思想裏面的，就是對祖國深摯的愛，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的關懷。（注：說詳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胡適究竟是一位對民族主義頗具保留的世界主義者（或傾向西化的自由主義者），還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義關懷的人物？這兩種胡適形象（the image of Hu Shi）的明顯差距，提示了這位一生講話寫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淺顯、最希望為人理解的思想家其實並不那麼容易理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如周明之先生所說，胡適「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注：周明之著、雷頤譯：《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3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與晚年的胡適過從甚多的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說話「有高度技巧」，在此範圍內，他又是「有啥說啥」（注：唐德剛：《胡適雜憶》，42頁，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既然如此，對胡適所說的話就不能全從字面看，而必須仔細分析，才可以從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說啥」的真意。
歷史表述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本無限曲折。很可能後來各人所知所見，都不過是胡適這一整體的某個面相。進而言之，對於生長在清季民初的士人來說，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否有我們今天認知的那樣對立呢？要弄清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勿如在史實重建的基礎上對胡適的世界主義及其反傳統思想這兩種看來最具非民族主義特性的觀念進行認真考察和再分析。
中外學術界對胡適的世界主義，一向未予足夠的重視。目前所見，僅周明之先生論述較詳。周先生已注意到胡適的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但他看到的更多是其對立的一面。（注：參見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六章。）這部分是因為胡適本人的表達就有些「言不盡意」。本文擬迴向原典，從胡適內容豐富的留學日記中鉤深致隱，「在其不盡意的言中，來求得其所代表之意，乃及其言外不盡之意」（注：錢穆：《中國思想史》，33頁，香港，新亞書院，1962。）；希望能重建其世界主義思想發生髮展的內在理路，論證其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實際都是民族主義的，最終是要在理論上論證中國應有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並從實踐的層面考察世界主義者胡適在因應國家危難時表露出的或隱或顯的民族主義真情。同樣，本文試圖循胡適反傳統觀念產生髮展的內在理路，重建其由原本主張愛國應當知傳統到認為救亡不得不反傳統這一激烈變化的心路過程，特彆強調胡適的傳教士身份認同及其伴隨的宗教性使命感在這個激變中的重要作用。最後，本文也簡單分析何以一般人心目中的胡適形象與民族主義之間總有距離的一些原因。
1 針對「雙重標準」的世界主義
余英時先生提出，胡適在美國留學的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業的定型時期」（注：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收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冊，63~74頁，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而他在留學期間形成的有系統有特色的思想，則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義。胡適在那時給他的大同主義或世界主義所下的英譯名詞有兩意並存，一為Cosmopolitanism（今譯世界主義），一為Internationalism（今譯國際主義），而兩者意義本是不同的。可知胡適在一開始時概念並不十分肯定，後來才逐步發展確立。他在晚年口述其自傳時，就特別注意把他所謂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區分開，以後者來發揮他稍後發展出的「新和平主義」。（注：參見胡適：《藏暉室札記》（以下簡作胡適日記加年月日），上海，亞東圖書館，1939，1914年11月4日；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以下簡作《口述自傳》），55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國際主義在詞義上當然沒有世界主義那麼超越，其胸懷更小但卻更注重各自之國。這正是胡適的世界主義一開始就有的特點，其實也是自然的發展。要深入了解胡適的世界大同主義思想，最好是從其發展進程來考察。
胡適在上海讀書的少年時代和在美國留學的前幾年，民族主義情緒一直較強。早在1907年，胡適在上海看輪舟快馳往來，「時見國旗飄舉，但不見，黃龍耳」（注：胡明編：《胡適詩存》，1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其憂國家之將亡的心情，與當年胡林翼在長江上看見外國輪船飛駛時如出一轍。但胡適的民族主義觀念卻比胡林翼的要更豐富。他在上海澄衷學堂時寫的一篇題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作文中，已表達出從兵、學、財多角度全面競爭的民族主義思想。他說：「國魂喪盡兵魂空，兵不能競也；政治、學術西來是仿，學不能競也；國債壘壘，人為債主，而我為借債者，財不能競也。以劣敗之地位資格，處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鐵與他族角逐，又不能折衝樽俎戰勝廟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漸漬以底于滅亡，亦難矣。嗚呼！吾國民其有聞而投袂奮興者乎？」（注：轉引自耿雲志：《胡適年譜》，12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前言/序言
民初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特徵，即外國在華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那或隱或顯的控制力量，在中國政治中起著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民族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能動表現，入侵的帝國主義既是因也是緣。外國在華存在的地位因而相當特別，語境和文本兼具——既是政治鬥爭的大環境，也是政治行為的參与者。故本書的引論考察自西潮入侵以來的中外格局，特別是不平等條約體系形成后對中外關係和中國政治的影響與制約。
怎樣認識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侵略，是曾經論述較多而一度淡出，近又有些復興的議題。過去的研究明顯側重於實施侵略一方，而相對忽視侵略行為實施的場域以及侵略在當地的推行（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區的僅是一些特定的「反帝」活動）。實際上，正是中國的當地條件，制約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和特性。
外來侵略者通過條約體系內化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則」在中國形成一套與西方基本價值時相衝突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故這些西方代表在中國表述著「西方」，卻又不完全等同於「西方」。列強既要中國實行改革以維持西方標準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與西方標準相異的中國秩序之構建者和維護者，扮演著改革推動者和既存秩序維護者的雙重角色。從文化視角考察帝國主義侵略所及區域的內部因素，兼及其與外部因素的關聯互動，是認識和理解近代中國政治的基礎，也可以增進對中外關係的理解。
本書的主體內容是從「二十一條」到北伐，而前面一組文章探討一些個人和群體如何在亂世潛流中趁波逐浪，彰顯民族主義本身，以及國家與人民、內政與外事等基本要素在民族主義影響下的不同表現形式。一方面，即使狹義的政治活動，也生成和進行於更寬廣的社會之中；另一方面，隨著權力意識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這些更廣義的政治活動和權勢關係也在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認知。
第二組是比較典型的政治史文章，側重北伐時代的軍政格局。中外過去都比較注重研究歷史發展中取勝的一方，而忽視失敗的一方。北洋軍閥既然被國民黨軍所擊敗，自然不易受到重視（這一傾向不僅存在於中國，西方亦然）。然而北方統治的十余年間，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軍事及思想學術都有相當大的轉變，實不能存而不論。即使僅想要了解國民黨何以能取勝，也必須對失敗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軍事力量明顯更弱的國民黨軍能戰勝北洋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北洋體系先已瀕於崩潰。
本書與北伐相關的各文都努力將北洋一方納入討論的範圍，以嘗試重建一個相對更全面的動態歷史畫面。其中《五代式的民國》以楊蔭杭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為基礎，僅是一篇札記，卻由本書最早版本的自序衍申而成，有些特別的淵源。楊先生那時雖是報人，但他對時局的認識不僅深刻，且能見其大，對理解帶些偶然的北伐何以能迅速成功，有很大的幫助。
——摘自本書《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