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歷史小說敘事倫理研究 江守義 978703076884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精彩書評
中國文學敘事新角度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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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敘事倫理研究與明代歷史小說 1
第一節 小說敘事倫理研究的兩條路徑 2
一、西方小說敘事與德性倫理 4
二、中國古代小說敘事與規範倫理 11
第二節 明代的儒家倫理：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 14
一、程朱理學與規範倫理 15
二、陽明心學與德性倫理 20
三、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交替與互補 24
第三節 明代歷史小說敘事的倫理維度 27
一、宋明理學和歷史小說的共通性 27
二、宋明理學對明代歷史小說的影響 29
三、明代歷史小說敘事倫理研究的設想及其意義 31
第一章 意圖倫理：敘事主體的倫理訴求 37
第一節 慕史情結：”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 37
一、真實作者的倫理語境 38
二、以史為貴的實錄 42
三、由史而來的想像 48
四、懲惡勸善的用心 53
第二節 濟世情懷：”激發忠義，懲創叛逆” 61
一、激發忠義 62
二、懲創叛逆 71
三、隱含作者的濟世情懷 77
第三節 演義宗旨：”語必關風始動人” 82
一、人物奇異化 84
二、敘述機制 86
三、敘述介入 92
四、敘述者的歷史演化 98
五、敘述可靠性 103
第二章 故事倫理：小說故事的倫理意蘊 112
第一節 歷史人物的倫理塑造 112
一、主要類別人物：穩定的倫理對立 114
二、次要類別人物：鮮明的倫理意蘊 133
三、變化的倫理滲透 143
第二節 小說情節 的倫理展現 154
一、情節 模式的倫理演繹 156
二、情節 重複的倫理意味 165
三、情節 變更的倫理期待：與史書情節 相比照 174
第三章 敘述倫理：文本形式的倫理表現 186
第一節 視角選擇與倫理立場 186
一、全知視角的倫理意蘊 187
二、人物視角的倫理意蘊 196
三、全知視角與人物視角轉換之倫理意圖 205
第二節 結構安排與倫理表達 208
一、編年式結構、紀傳式結構：倫理思想的外部觀照 210
二、線性結構、網狀結構：倫理觀念的內在理路 222
三、邏輯結構：倫理觀念的深層依據 230
第三節 時間變形與倫理期待 236
一、時序變形與倫理期待 238
二、時長變形與倫理期待 253
第四節 空間設置與倫理認同 260
一、空間表現的主要方式及其倫理認同 261
二、空間形態的倫理認同 269
第五節 節 奏變化與倫理控制 274
一、節 奏形式的倫理表達 275
二、節 奏安排的倫理內涵 287
第四章 接受倫理：敘事接受的倫理解讀 296
第一節 接受者的倫理處境和評點形式的運用 296
一、接受者的倫理處境 297
二、評點形式的運用 310
第二節 小說評點的倫理解讀 315
一、評點和倫理的溝通路徑 316
二、小說文本的倫理解讀 333
三、小說評點的倫理意圖 346
第三節 版本演化與接受倫理 360
一、小說版本演化與接受倫理 361
二、故事版本演化與接受倫理 394
第五章 結語：明清歷史小說敘事倫理之比較 410
一、意圖倫理：由多樣到單一 411
二、故事倫理：女性形象由陪襯到*立 413
三、接受倫理的新拓展 417
後記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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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緒論 敘事倫理研究與明代歷史小說
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學》上發表了《結構主義文學理論述評》一文，標誌著西方的敘事學理論開始傳入中國，至今已40餘年。這些年來，國內學界對待西方敘事學的態度經歷了從盲從到反思、從學習到對話的轉變過程 。21世紀以來，隨著全國敘事學學術研討會的召開（2004年開始）、中國敘事學學會的成立（2005年）以及每兩年一次的敘事學國際會議在國內的召開（2007年開始），國內、國際敘事學界經過多次面對面的交流，在敘事學的諸多領域，國內敘事學研究和國際敘事學研究已經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中國敘事學界在研究過程中，逐步開始了敘事學的本土化研究 。敘事學本土化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中國本土敘事文學的研究。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敘事文學多少受到西方敘事觀念的影響，完全本土化的中國敘事文學只有沒有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的古代敘事文學，其代表是明清小說。在明清小說中，明代歷史小說地位*特，其中《三國演義》開啟了古代長篇小說的先河，對史傳精神的繼承也成為此後幾乎所有古代小說的共同選擇。鑒於此，本書以明代歷史小說為對象，研究中國本土化敘事文學的*特性。
既然本書立足於本土化來研究明代歷史小說，就要尋找明代歷史小說*具”本土化”性質的東西。”本土化”離不開”本土”的文化氛圍，明代歷史小說”本土”的文化氛圍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的文化觀念，二是當時社會的文化土壤。就前者而言，明代文人受儒家文化浸染很深，傳統的儒家倫理觀念對小說作者影響深遠，明代歷史小說的作者大多有科舉失敗的經歷，他們編撰歷史小說，或許是科舉落第後無奈的選擇，但經過多年的讀書生涯，儒家倫理觀念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倫理教化成為小說作者編撰歷史小說的動力和目的；就後者而言，明代繁榮的商業推動了歷史小說的興盛，在儒家倫理氛圍中讓從事小說的商業利益顯得理所當然，借小說來宣揚儒家倫理似乎是*好的選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讓明代歷史小說顯示出濃郁的”本土化”倫理氣息。歷史小說翻寫史傳內容，史傳對”善惡”的書寫和評判也很容易被歷史小說所繼承，這進一步強化了歷史小說的”本土化”倫理色彩。
誠然，任何小說都可以從倫理角度加以闡釋。如何凸顯明代歷史小說倫理色彩的”本土化”？如何從敘事倫理角度來理解明代歷史小說的*特性？一個簡便的做法就是在中西小說的對比中顯示各自的倫理表現的差異。從比較的角度出發，中西小說敘事倫理研究從一開始的倫理路徑的選擇上就顯示出了差異。
第1節 小說敘事倫理研究的兩條路徑
隨著倫理學研究的興起和敘事學對結構主義的突破，倫理學和敘事學這兩個本來不相關的研究領域開始相互接近。一方面，敘事學研究已經不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成為一種普遍的觀念，甚至成為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倫理學研究也需要借助敘事學的相關成果，”虛構敘事以其具體性和感性力量為倫理研究提供了一般哲學研究中無法找到的有價值的工具” ；另一方面，倫理學研究也出現了新的情況，無論是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的”境遇倫理”，還是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倫理”，都不再是單純地探討倫理，而是將倫理置於某種關係之中，敘事學本來就重視敘事要素之間的關係，倫理學遇到的新情況啟發敘事學在打破結構主義的束縛之後，主動從倫理角度來思考敘事。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 Macintyre）認為”講故事在美德教育中具有關鍵作用”，韋恩？布斯（Wayne Booth）則宣稱：”所有的故事都會教化人”，”講述故事就是一個道德探究行為” 。倫理學和敘事學的相互接近，讓敘事和倫理相結合成為敘事學發展的一條新路徑，中西學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都出現了敘事倫理研究。劉小楓的《沉重的肉身》和亞當？紐頓（Adam Z Newton）的《敘事倫理》可為代表，尤其是後者，*次標舉了”敘事倫理”這一概念。但細究之，劉小楓和紐頓所說的”敘事倫理”差別很明顯。紐頓所說的敘事倫理，可同時被理解為兩種含義：一是通過敘事討論某種倫理狀態，二是倫理表達的方式依靠敘事結構，換句話說，他關注的是敘事本身如何成為倫理以及倫理與敘事結構形式之間的關係問題，這顯然是倫理轉向和敘事轉向共同作用的結果。劉小楓所說的敘事倫理學，是相對於理性倫理學而言的，前者”關心道德的特殊狀況”，後者”關心道德的普遍狀況”，同時，劉小楓又認為前者的”質料”是”一個人的生活際遇”，後者的”質料”是”思辨的理則” 。”道德的特殊狀況”和”一個人的生活際遇”、”道德的普遍狀況”和”思辨的理則”看起來是嚴格對應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分類標準，有可能出現矛盾的情況：”一個人的生活際遇”也可以反映”道德的普遍狀況”，道德的”特殊狀況”和”普遍狀況”都可以在”思辨的理則”下加以審視。劉小楓既認為”敘事倫理學 不可能編織出具有規範性的倫理理則”，又認為現代的敘事倫理中包含有人民倫理的大敘事，而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又”規範個人的生命感覺”，這意味著敘事倫理有時候又有”規範”的功用。《沉重的肉身》討論的是《丹東之死》《牛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西方作品，和紐頓的《敘事倫理》對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人的小說進行倫理探索的路徑大體一致，但在敘事倫理中區分出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這裡顯示出和紐頓的區別，紐頓只是針對具體作品來展開敘事批評，劉小楓則有將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相比較的用意。
在劉小楓的界定中，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雖同屬現代的敘事倫理，但二者的區別很明顯，後者是”伸展個人的生命感覺”，前者雖圍繞個人命運展開，但實際上”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 。如果撇開現代敘事倫理，撇開人民倫理這樣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稱呼，人民倫理接近規範倫理，自由倫理接近德性倫理。德性倫理和規範倫理為小說敘事倫理研究提供了兩條不同的路徑。
一、西方小說敘事與德性倫理
德性倫理以人內在的精神品質為依託，”著眼于作為行為主體的人、以對人的道德品質、品格和習慣的培養或培育為核心和目標的道德建構”，具有內在性和自律性特徵；它以追求完善的道德理想為目標，作為至善倫理，德性倫理追求的是”*好”怎麼樣，它一般是超越現實的，因而又具有超越性特徵。當然，德性倫理也有其規範的一面，個體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養成的，有一種麥金太爾所說的”獲得性人類品質”，這種養成和獲得，只能在既定的社會規範中完成。個體德性一旦養成，作為個體存在，它就和作為群體的社會規範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
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追求至善的道德理想，屬?德性倫理學範疇。自文藝復興以來，宗教律法逐漸被自然法所取代，”倫理道德的規範化、制度化” 逐漸受到重視。17—18世紀，隨著啟蒙運動的興起，德性倫理學開始轉向規範倫理學。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論》中將正義作為社會得以正常運行和維繫的基礎。正義不僅是一種德性，而且是社會的倫理規範。《國富論》認為社會可以通過”看不見的手”來實現主觀上利己而客觀上利他，從而讓”一切以往社會中的以利他主義為導向的協調人與人關係的德性倫理便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以亞當？斯密為標誌，德性倫理轉向規範倫理 。到20世紀初，隨著分析哲學的興起，”分析倫理學”（元倫理學）的勢頭蓋過了規範倫理學。由此，大致可以說，西方古典小說時期（尤其是古典小說興盛的18世紀和19世紀），倫理學界以規範倫理為主。但與之形成悖論的是，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小說就有反對教會禁錮、張揚個體感情的追求，到18世紀，”情感個人主義”大行其道，”私人領域”形成。有論者指出：”歐洲小說主流並非是特羅洛普、菲爾丁和巴爾紮克這樣長於描寫類型人物的作家，而是深入刻畫‘個人意識’—也就是具體人物的內心情感—的作家。” 人物的內心情感，或許多少受到倫理規範的影響，但內心情感畢竟是個人的情感，和規範的倫理道德情感的差異才是個人情感能打動讀者的原因。以此觀之，西方小說中的情感表現和當時社會上占主流的規範倫理之間形成張力。從個人情感出發，可能會無視規範倫理對情感的基本要求，小說中經常出現浪蕩子對女性的欺騙（如洛弗萊斯）的現象，也經常出現女性聽從自己內心的情感訴求來行事（如苔絲）的現象，社會的道德標準和倫理規範在強大的內心情感面前顯得微不足道。不同人物的情感世界是不同的，因此，對人物情感的重視，意味著尊重情感的個性。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要求人物遵從某一特定的倫理規範，讀者必須在看完小說後才知道人物的道德訴求和作者的倫理目的，這些道德訴求和倫理目的又是千差萬別的，不好簡單地歸於”仁義禮智信”等德目之中。對小說的敘事倫理研究*先要做的是瞭解作品中的倫理表現，而不是某種外在的倫理規範。
西方小說側重德性倫理研究，與其哲學傳統和修辭學傳統有關。從哲學傳統看，倫理學和道德哲學激發了人們對小說敘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