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研究.第十三輯,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 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 978710022678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對中外文化交流感興趣
1 明清以降，嶺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匯聚了天主教的各方修會以及新教傳教士，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較早的、傳播西方文化的集中地。因此，嶺南在中外文化交流目前具有重要地位，但相關研究依然有許多空白需要填補，而《西學東漸研究（第十三輯）：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便是對此一主題的深入而廣泛的探討。
2 《西學東漸研究(第十三輯）：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所收文章，都是寫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但關注重點不一，既有對「人格」概念進行現象學考察這種理論性較強的主題，也有能夠增進歷史了解的主題，如西方筆算如何傳入中國，晚清時期西方人體生理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本土化。
3 除收錄當代優秀學者們的相關學術論文外，《西學東漸研究(第十三輯）：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還收錄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波蘭耶穌會士杜寧·斯波特《中國歷史彙編》中的《神父流放于廣州期間的事?》和法國耶穌會士郭中傳的四則書信，並且由梅謙立教授加了前言和註釋。

內容簡介
《西學東漸研究（第十三輯）：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以「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為主題，收錄了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團隊及學術委員會的相關論文16篇。嶺南是我國南方五嶺以南地區的概稱，大體包含廣東、廣西、海南、香港和澳門等地。明清以降，嶺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匯聚了天主教的各方修會以及新教傳教士，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較早的、傳播西方文化的集中地。《西學東漸研究(第十三輯）：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試圖分別從哲學、宗教、歷史、邏輯和文學五個層面組織文稿，以期展現中外文化在嶺南地區的互動交流。本輯所收錄的論文，不乏富有深度的討論（如梅謙立、張任之、曾昭式、柯修文等），角度新穎的考察（如吳義雄、馬永康、姚達兌、潘大為等），罕見文獻資料的分析（如梅歐金、周偉馳等），詳實具體的個案研究（如李蘭芬、張清江、梅謙立、朱一文等），等等。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呈現了嶺南地區的中外文化交流面貌：來華傳教士關於禮儀之爭的不同立場，西方思想傳統進入漢語世界對中國傳統的影響以及本土化的演變進程，傳教士對中國傳統禮儀的介紹和文學作品翻譯對歐洲法語和英語世界的影響，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西學淵源等。

作者簡介
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在廣東省政協、省教育廳的大力支持下，於2006年12月1日正式掛牌成立，是國內少有「西學東漸文獻館」。文獻館一方面旨在對近代以來廣東積累的西方思想文化資源及其與中國文化交融的初步成果進行充分利用和深入發掘，同時以西學東漸過程的系統理論研究為總體方向，統合和規整現有的中山大學各個學科的研究力量。通過對西學東漸方面文獻資料的系統收集，力圖在若干年內首先構建一個西方哲學理論東漸的專門研究乃至西學東漸的一般研究的文獻中心，而後經過長期的發展，努力形成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特色理論研究方向，構造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聚合點。另一方面，致力於為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研究活動提供一個研究、交流、合作的場所。文獻館自成立以來，設立專門網站「中山大學西學東漸網」（原名為「中國西學東漸網」），大力購置各類文獻資料，每年召開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出版一份《西學東漸研究》刊物。

目錄
對「人格」概念的現象學再考察張任之
羅明堅和利瑪竇論人性善江璐
利安當反對耶穌會適應策略的思想演變柯修文撰；孫赫譯
聖人與聖徒：艾儒略的傳奇和精神遺產潘大為撰；徐宇翔譯
帝國邊境的闖入者：在廣州和澳門的教廷傳信部代辦（羅馬當家），1700-1823梅歐金撰；代國慶譯
對《大明會典》的兩種衝突詮釋——1668年閔明我與潘國光在廣州就祭孔禮儀的爭論梅謙立撰；汪聶才譯
西方筆算如何傳入中國——對《同文算指》（1613）的分析朱一文
康有為創辦的北京《萬國公報》各期內容及其來源周偉馳
清末紀年之爭中的世界慣例與民族立場馬永康
「中國邏輯」話語體系建設與邏輯史比較研究曾昭式
晚清時期西方人體生理學在華傳播與本土化吳義雄
民國廣州基督徒知識分子與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以鍾榮光、張亦鏡為例李蘭芬 張清江
數字人文與世界文學：重釋「歌德與世界文學」一案姚達兌
附錄
波蘭耶穌會士杜寧·斯波特《中國歷史彙編》中的《神父流放于廣州期間的事?》梅謙立前言及注；李媛譯
法國耶穌會士郭中傳書信四則梅謙立前言及注；張思遠譯

精彩書摘
梁啟超的紀年主張前後在變：首先，開始兼用君主年號紀年，但很快就轉向廢棄。這一方面與其流亡後接受革命思潮相關，另一方面則與其追求民主立憲而反專制相關。其次，對孔子紀年從支持到猶豫再到堅決支持。其中原因複雜，如不滿於康有為神化孔子等。儘管如此，有兩個原則貫穿其中：第一，紀年應該劃一，簡單易記。這是從西方紀年得來的啟示。他將這誇大為「公理」「公例」並與國家自立相連，認定中國需要主動迎合，並以此來抨擊傳統君主紀年，甚而主張廢棄歷代君主紀年。這不免草率、激進。儘管單一紀元的紀年有其理性優勢，但並不具有「公理」「公例」的客觀性，只能算作一種慣例，而且歷代君主紀年是歷史事實，有助於標識一個時代的統治特色，有其作用。第二，明確指出中國不宜採用西方紀年，希望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紀年方式。這實即關注紀年的民族象徵問題。在紀年象徵上，他自覺結合國史記述來思考，而且還帶有較濃重的政治考慮。早前傾向堯舜紀年，理據之一是堯舜為公天下之祖；最後支持孔子紀年，理據之一是能激起愛國思想，凝聚民心。雖然康梁都關注紀年的民族象徵問題，但康有為偏重於文化，而梁啟超更偏重於政治，特別是其希望藉助孔子紀年來激發愛國思想，已帶有其後關注民族國家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