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滄桑-古典文學名家訪談錄 楊阿敏 9787540373887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學海滄桑：古典文學名家訪談錄》是楊阿敏先生對中國大陸十位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知名學者的訪談，訪談者包括譚家健、薛天瑋、葛曉音、陳洪、鄧小軍、趙敏俐、謝思煒、傅剛、劉躍進、諸葛憶兵等，皆為當今古典文學研究界的領軍人物。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個人經歷與學術研究兩個方面。訪談個人經歷部分主要關注學者的求學歷程，展示了他們成長為學者的過程，亦包含對前輩名家指導和教誨的回憶。學術研究部分，則對其有代表性的研究形成過程進行了訪談，藉此也可略窺其學術研究之門牆。
《學海滄桑：古典文學名家訪談錄》記錄了各位學者在教書育人方面的獨特經驗，對青年學子讀書治學助益尤大。該書又是富有啟發意義的珍貴學術史資料，同時也是一部視角獨特的當代史，各類讀者都將「開卷有益」。

目錄
序
數十年來的攀登之路
——譚家健教授訪談錄
我戴天山明月來
——薛天緯教授訪談錄
求學路上的足跡
——葛曉音教授訪談錄
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陳洪教授訪談錄
求學之路漫談
——鄧小軍教授訪談錄
從農民到博士
——趙敏俐教授訪談錄
讀書問學四十年
——謝思煒教授訪談錄
本色書生
——傅剛教授訪談錄
老師們
——劉躍進教授訪談錄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諸葛憶兵教授訪談錄
後記

精彩書摘
《學海滄桑：古典文學名家訪談錄》：
1959年高中畢業，我考到西北大學中文系。西北大學在西安，是抗戰時期的西安臨時大學，後來改名為西北聯合大學，繼而又改為西北大學。50年代的時候，西北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綜合大學之一。但是，1958年陝西省把西北大學要回去了，變成了省屬，直到現在。
上大學期間，雖然政治活動及勞動不少，但1960年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大學開始比較重視教學。「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之後，教育部組織專家編寫大學文科教材，我們正好趕上這批教材出版，學校里強調讀書了，勞動減少了，社會活動也減少了，政治活動也減少了，我們安心讀了兩年書。當時出的這批教材，至今還在我書架上，比如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文學史當時有兩種，一種是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編寫的，還有一種叫五教授本，即游國恩、蕭滌非、王起、季鎮淮、費振剛五位教授主編的文學史教材。還有《中國歷代文論選》，是復旦大學郭紹虞教授主編的。教材封底上印著「高等學校範圍內發行」，當時社會上是買不到的。
讀本科期間，我們的課程安排是很系統的。比如，除《古代漢語》之外，還開了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課程。學了文字學，知道了《說文解字》及段注，雖然沒有通讀，但把任課老師推薦的王筠《文字蒙求》從頭到尾照描了一遍。學了訓詁學，知道了「高郵王氏」，當時節衣縮食買的一本楊樹達的《詞詮》作為工具書至今仍在書架上。學了音韻學，知道了守溫和尚及「三十六字母」等知識。記得楊春霖先生在課堂上舉例，說：「陝西話有『bia』這個發音，把一張紙貼到牆上，陝西話說『bia』到牆上，『bia』其實就是『敷』，古無輕唇音，把『f』讀『b』。」古代文學課課時相當多。為了配合古代文學教學，系裡的古典文學教研室自己編了一本作品選，是由校印刷廠用很黑很粗糙的紙張印刷的，書很厚重，一冊在手，從先秦到近代的作品形成了一個完整而簡潔的系統，很實用。劉持生先生開了一門《漢魏六朝散文選讀》，選目自出心裁，比如王褒《僮約》，讀過終生不忘，後來我寫關於「太白遺風」的文章便引用了《僮約》。
傅庚生先生給我們講授了唐代文學這一段。傅先生是著名杜甫研究專家。「文革」之前，全國的大學教授中搞杜甫研究最著名的兩位，一位是山東大學的蕭滌非，一位是傅庚生。本科期間，我認真讀了蕭先生的《杜甫研究》（上下冊，上冊是論述，下冊是杜詩選注）。1962年，當杜甫誕生1250周年之際，杜甫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學術界開展了相當熱烈的紀念活動。傅先生在《光明日報》等報刊相繼發表《沉鬱的風格，閎美的詩篇》《探杜詩之琛寶，曠百世而知音》等文章。傅先生還著有《杜甫詩論》《杜詩散繹》等著作，在國內有廣泛影響。1962年上學期，傅先生為我們班講授《中國歷代文論選》，雖然因為課時有限，上冊都未能講完，但真是受益匪淺。傅先生挑選了教材中他認為最重要的篇章，詳細講解 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正是在上這門課期間，我背誦了《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神思》等經典之作，背誦的東西化成了自己的血肉，可以靈活運用，受用終身。
「文革」結束以後，1978年我又回到西北大學讀研究生，導師是傅先生。他把我們招進去，專業方向是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有一次在他家裡看到陳貽焮先生送給他的一本書，前面寫著「庚生師」，後面簽名是「一新」，傅先生說，「一新」就是陳貽焮。當年傅先生在北大教書的時候，陳貽焮是他的學生。傅先生教我們做研究，常說「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即抓住一個問題，一定要研究透徹，而不要把面鋪得太開，浮光掠影，最終什麼問題都沒解決。他也教我們如何做人，教誨我們「做人不能俗」，他最看不起「俗」人。

前言/序言
楊阿敏先生髮來書稿《學海滄桑：古典文學名家訪談錄》，囑我作序。我懷著強烈興趣，一口氣讀完了10篇訪談。掩卷而思，感觸紛涌。
這本書是古典文學名家系列訪談的第一輯，書中採訪了北京及周邊10位研治古代文學的著名學者。他們治學的領域和路子各有不同，年齡差異亦頗大，但以20世紀50年代生人為主；他們上大學的時間也先後不一，但以70年代為主。總之，多數被訪者皆為「文革」後進入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喜歡「學海滄桑」這個書名，用「滄桑」二字來形容這四五十年間學術的發展變化，極為貼切。滄桑是這一代人的際遇，變革是這一代人的使命。四十多年來，作為投身這場變革的親歷者、受益者和見證人，他們對這段歷史的回顧與敘述，無疑會更真切地透露出「滄桑」的意味。
任何歷史的書寫，包括個人的回憶，無論有意無意，都是有選擇性的，有所彰顯，有所遺忘，有所遮蔽；但當我們把同時代人的個體回憶放在一起，看到的，便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就此而言，《學海滄桑》記錄的，就是一部當代中國古代文學學術史的雪泥鴻爪，因而具有特別的意義。
1976年，中國結束「文革」十年浩劫，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到了80年代初，開始形成從學士到博士的學位制度。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劃時代的變革，從此中國教育迎來數十年大規模的高速發展。而在當時，一切剛剛開始，百廢待興。高校條件落後，經費奇缺，文獻資料殘缺不全，很多基礎的書本不易尋覓，更說不上對於海內外相關文獻的檢索收集了。尤為困難的是，當時不少學生的學術基礎基本為零，他們從小沒有受過完整連貫的教育，中學畢業就上山下鄉，只有極少數人蔘軍、當教師、當工人高考一恢復，社會對人才的渴求如火山爆發，有些人沒有讀過或讀完中學就直接考上大學，有些人沒有讀過大學（或剛上大學）就直接考上研究生。雖然這一代學人知識儲備與知識結構存在一定缺陷，但幸運地搭上了恢復高考的「頭班車」。那是一箇舊秩序剛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形成的年代，學術界洋溢著別樣的樂觀和自信，空氣中瀰漫著濃郁的理想主義和宏大抱負的氣息。「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人格」，成為當時許多年輕學者的自我期許和強烈追求。而當時社會上和學術界還沒有那麼多清規戒律，不問背景，不講出身，甚至不管有沒有讀過或讀完大學，只要有才華，只要肯努力，就能拿到邁進學術殿堂的通行證。
我有時翻閱八九十年代的報刊，對那時大學生、研究生的照片印象特別深刻，他們學習、生活的條件是那麼簡陋，而眼神是那麼堅毅，又是那麼純樸和乾淨，讓人想起青藏高原那湛藍純凈的天空。我很懷念這種熟悉卻久已不見的眼神。
生逢其時，選擇古典文學的這批學者，很多人純粹是發自內心喜愛，是一種精神寄託。在未有學術規範之前，幸有這一代學人的學術熱情與學術良知，加上曲折豐富的生活經歷和人生體驗，使他們具備獨立思考能力，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進取心。他們就像沒有戴上籠頭的野馬，在不設疆界和樊籬的廣袤大漠上恣意奔跑，也許不怎麼規範，也許不那麼縝密，甚至儼若「無知者無畏」，酣暢淋漓地展示了少有的自信和氣魄。現在看來，這種無拘無束的形態很可能已是「後無來者」。至少，這種充滿激情、野蠻生長的學術，於今已難得一見。
如果以為那時的他們只是無知無畏，顯然失之片面。他們從零起步，一直在探索、調適，在反思、進取。國門剛打開，睜眼看世界，西方傳人的概念、理論與方法曾產生重大的影響，這對於開拓眼界、打破原有的理論禁錮，以及提高思辨能力具有積極意義。但很快，年輕的古典文學學者開始認識到學術的本土性，注重從文獻、文體與文本中考察文章與文心，儘可能在中國的語境里探索中國文學的特殊性，追尋中國美感與中國智慧。這也是這一代學人數十年來經過迂迴曲折的探索，逐漸得出的大概共識。當今古代文學研究的盛況與水平，包括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大致就是這批學者所開創和引領的結果。
回顧當時的研究生教育，古代文學一批老一輩的導師無疑是一大亮點。他們對於當時自由開放學風的形成，以及研究生的培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都經過民國學術與共和國初期的學術傳統的陶冶，功力精深。但當時學位教育是新事物，除極少數人曾留學國外，絕大多數學者沒有受過系統學位教育，如何培養博士，博士論文怎麼寫，導師們並不太清楚。但這不要緊，他們可以憑藉自己的經驗和感覺「摸著石頭過河」，一切皆可探索。當時的學位論文沒有什麼開題報告、預答辯，答辯前不需要發表論文，不需要查重，答辯后也沒有層層抽查，年輕學者卻都能平穩而迅速地成長。
幾十年來，我國研究生培養方式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回想當初，從零開始，沒有規範，未立標準，但允許探索、不設樊籬，構成了特殊的環境和氛圍。記得我們當年寫論文，還沒有學術規範的概念，比如引文不必標出什麼版本，只簡要地標出哪本書第幾卷。研究生的論文題目，也有微觀、中觀的，但不少題目相當宏大，這和現在差異甚大。以古代文學專業的博士論文為例，如馬美信《晚明文學初探》（1984年）、李從軍《唐代文學思想史》（1985年）、朱則傑《清代詩歌史》（1988年）、馬亞中《中國古典詩歌的最後歷程》（1988年，后以《中國近代詩歌史》為名出版）、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趙敏俐《漢詩綜論》都是開闊宏大的題目，其他學科的博士論文也大多如此。後來，一些學者開始提倡學術規範，倡導小題大做，風氣開始改變。此後關於研究生培養的各種規定和標準陸續頒布。於是研究生的學術研究開始走向細密而精深，發展到現在，又演化為狹小而精緻。論文能安全通過，便是「王道」。以前的許多博士論文，題目宏闊，論文格局和氣魄都比較大。假如按照現在的標準，就研究綜述之全面、文獻收集之齊備、研究之精細、論證之嚴密而言，那時不少論文是不夠規範的，可能存在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問題。但總體而言，當時的成就還是非常卓著的。衡量高校教育的標準不外乎兩個，一是出人才，一是出成果。那個時代的研究生教育，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學術人才，出現了一些在海內外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成果。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期也有一個時期的學術風尚。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學術研究也有「當時體」，當我們把當時的學術風氣放到具體的政治、文化語境中，就更容易理解了。它們當然有不足，但自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光彩。
這一代學者的所長與缺陷、成就和特色，都折射了時代的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到今天，轉瞬已經四十多年。這期間，中國學術史和政治文化史息息相關，只有站在這個高度上才能真正領略「學海滄桑」的特殊意味。這是一個急遽轉型又充滿變化的歷史階段。從學術史與教育史上看，可以說是從追求個性、推崇啟蒙的草創時代逐漸走向高度統一、嚴謹整飭的規範化與體制化時代。而這一代學人也在此進程中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
學術是一代接一代傳承下來的。這一代學者中的許多人，雖然已取得傑出成就，卻仍在堅持不懈地推進學術的發展，但總體而言，他們已完成了學術的開拓與傳承。
作為過來人，讀這本書感到親切、真實，並由衷感動，也引發頗多感慨。這種心情，可以用陶淵明「欣慨交心」的詩句來形容。《學海滄桑》所記錄的一代學人的足跡，已經深深印在歷史記憶中。回憶的意義，不僅在於懷舊，更在於前瞻。這一代學者的經驗和教訓，應該成為未來學者的一筆財富。阮無說：「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十駕齋養新錄）序》）這一代學人數十年的學術成就、地位及影響，需要較長時段的歷史檢驗，才能從學術史的角度給出恰當評價。不過，當他們回顧數十年的學術歷程，我相信，是足可自慰平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