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制研究 周蔚華 劉蘭肖 9787300325934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工程」以集納眾智、會通經典、觀照前沿為宗旨，匯聚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智識成果，力圖全方位、多視角地展現中國新聞傳播學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方面的思想創新與理論突破。
《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制研究》認真總結分析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出版管理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構建了媒體融合背景下黨的領導-行政管理-行業自律-出版單位內部管理-社會監督的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系框架。

內容簡介
長期以來，對於出版的管理體制研究主要側重於行政管理和微觀管理這兩個角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這一問題做出專門決定，對新形勢下的國家治理體系做出全面部署。近些年，飛速發展的數字傳播技術以及出版深度融合的加速趨勢對出版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制研究》認真總結分析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出版管理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對媒體融合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管理新體製做了系統探討。
《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制研究（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工程）》認為，出版是出版主體處理精神產品（出版客體）的個體化生產與它的社會化傳播之間的矛盾的過程，作者以出版的這一本質屬性為出發點，探討了在精神產品從個體化生產向社會化傳播轉化的過程中，各個出版相關主體為什麼要接受管理、如何管理、管理體制是如何形成和演變的等等問題，力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出版管理體系，即黨的領導-行政管理-行業自律-出版單位內部管理-社會監督的管理體系框架，並深入地分析了各自的職責和內在聯繫。

作者簡介
周蔚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數字媒體與出版傳播、當代中國出版史研究、網路輿情理論與應用研究，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100餘篇，多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出版個人專著多部。首批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曾榮獲第十屆韜奮出版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獎二等獎，多次榮獲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全國優秀出版科研論文獎等獎項。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內容和意義
第二節 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制研究綜述
第三節 研究的邏輯結構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新中國出版管理體制演變的歷史過程
第一節 新中國出版管理體制形成的歷史條件
第二節 新中國出版管理體制的初步構建（1949-1954）
第三節 出版管理體制的確立與曲折發展
第四節 出版管理體制的重構（1978-1992）
第五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出版管理體制（1992-2002）
第六節 出版管理體制的運行機制轉型（2002-2012）
第七節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管理體制的建設（2012-）
第三章 全面加強黨對出版工作的領導
第一節 黨對出版工作的領導的歷程回顧
第二節 堅持黨對出版工作的領導的理論和制度基礎
第三節 加強黨對出版工作的全面領導
第四章 不斷改革和完善出版行政管理體制
第一節 出版行政管理體制沿革
第二節 出版行政管理的主要內容
第三節 出版宏觀管理手段
第五章 從自在到自覺的出版公共服務
第一節 出版公共服務的興起、內涵和外延
第二節 改革開放前出版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探索
第三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公共服務的發展歷程
第四節 出版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成就和歷史性作用
第六章 出版管理體系中的社會監督
第一節 出版管理與社會監督
第二節 出版社會監督的歷史進程及演變邏輯
第三節 出版社會監督體系的構建路徑
第七章 出版行業從他律到自律
第一節 出版行業自律的意義與地位
第二節 我國出版行業協會的成立與發展
第三節 我國出版行業自律的實施路徑
第八章 出版單位的內部管理
第九章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出版管理體制
第十章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管理新體制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制研究（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工程）》：
「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法制遭到空前破壞。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一段時間內，出版業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有關出版方面的規定性文件主要是部門規章，出版行政部門主要依據相關的政策文件進行管理。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第二十二條、第四十七條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國家對於從事教育、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和其他文化事業的公民的有益於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給予鼓勵和幫助」。這就對出版的基本原則做出了規定，為出版法制建設提供了憲法依據。
遵循憲法原則，國務院相繼頒布了一系列出版行政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如1980年的《國務院批轉國家出版局等單位關於制止濫編濫印書刊和加強出版管理工作的報告的通知》，1981年的《國務院批轉國家民委、國家出版局關於大力加強少數民族文字圖書出版工作的報告的通知》，1983年的《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1985年的《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文化部關於不得擅自建立分社或變相分社機構的通知》《國家出版局關於嚴格控制描寫犯罪內容的文學作品出版的通知》，1990年的《法規彙編編輯出版管理規定》，等等。這些行政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對圖書出版工作起到了規範和指導作用，為促進圖書出版事業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開展書報刊和音像出版監管工作的部署，新聞出版署重點整頓、清理書報刊和音像市場，並在這一過程中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以保證出版事業健康發展。1989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分別發出《關於整頓、清理書報刊和音像市場，嚴厲打擊犯罪活動的通知》《關於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全面開展整頓、清理書報刊及音像市場工作，並從1990年1月起對照辦出版社的「六條標準」，對全國出版社開展重新登記註冊工作，並重新核定全國出版社的專業分工和出書範圍，對地方出版社的出版範圍做出統一規定。此次工作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版社重新登記註冊工作。在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核准后重新登記註冊的出版社共492家，此外，12家停辦，11家被撤銷，8家停止使用副牌，4家合併。
與此同時，還有一批出版行政管理制度和規章性文件相繼出台，如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制定的《出版工作暫行條例》（1980年），文化部發布的《關於糾正文學類作品重複出版問題的通知》（1983年）、《書籍稿酬試行規定》（1984年），國家出版局出台的《關於審批新建出版社的條件的通知》（1986年）、《關於報社出版社應按專業分工出書的意見》（1986年），新聞出版署發布的《關於報刊名稱重複應予更名的通知》（1987年），新聞出版署與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輕工業部聯合發布的《印刷行業管理暫行辦法》（1988年），新聞出版署發布的《期刊管理暫行規定》（1988年）、《關於加強對報紙、期刊、圖書審讀工作的通知》（1988年）、《關於加強集體、個體、私營書店（攤）管理的暫行規定》（1989年）、《關於嚴禁以書號出刊的通知》（1989年）、《關於不得出版宣揚愚昧迷信的圖書的通知》（1989年）、《關於嚴肅查處利用小報傳播虛假、荒誕信息的通知》（1990年），等等。這些規定，對出版行業法制化建設起到了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出版業發展與滿足社會需求之間存在不相適應的問題，導致了濫編濫印書刊、非法出版猖獗的現象。與此同時，隨著新的出版社紛紛建立，圖書品種和數量逐年大幅增長，但編輯隊伍青黃不接，面對新時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和經濟利益的誘惑，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利潤，無視出版法規而濫編濫印圖書和期刊，直接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1985年，文化部、財政部、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印發《文化部、財政部、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印發文化部（關於利用經濟制裁手段加強出版管理的請示）的通知》，部署打擊非法出版的一系列活動。從1986年至1989年，國家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與其他有關部門先後七次發出通知，嚴禁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嚴禁政治方向有嚴重錯誤，禁止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書刊在社會上流傳，禁止淫穢色情出版物、宣揚封建迷信兇殺暴力的出版物，並規定了取締出版物的認定標準，同時對出版社和書刊市場進行了必要的整頓，開展了打擊非法出版、整頓出版秩序的專項行動。1989年8月，中央專門成立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設在新聞出版署，職責是擬訂出版物市場「掃黃打非」方針、政策和計劃，參与起草關於出版物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並組織實施，對出版物市場進行監管。此後，新聞出版署對圖書及報刊出版進行全面清理整頓，對全國出版社開展重新註冊登記；查禁買賣書號，對書號使用實行宏觀調控；整頓圖書音像市場，推行批發進場、零售歸市制度。這些工作舉措，把加強日常監管與開展集中整治結合起來，逐步形成長效工作機制，切實規範了出版市場秩序，保障了出版物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

前言/序言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沒有知識體系這個內涵，三大體系就如無本之木。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為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當前，面向新時代的使命任務、面向新媒體的變革、面向全球化背景下人類文明交往的新形勢，新聞傳播學科面臨轉型升級的迫切要求，需要在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中實現學科的系統性重組與結構性再造，新聞傳播學的知識體系也需要以此來錨定坐標、釐清內涵外延。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是中國共產黨親手創辦的第一所高等新聞教育機構，是新聞傳播學科「雙一流」建設單位，主動布局和積極開展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是我們應有的使命擔當。為此，學院開展了「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工程」重大攻關行動，組建了十六個科研創新團隊，以有組織科研的形式開展專項工作，寄望以此產生一批重大基礎性、原創性系列成果，這些成果將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支持下陸續出版。
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首先要解決這一體系的邏輯性問題。這需要回到學科發展的歷史縱深處，從元問題出發，釐清基本邏輯。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通訊社等風起雲湧，推動了以大眾傳播為主體的職業新聞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這種實踐層面的動向也必然會反映到理論層面，催生和促進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如果從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算起，新聞學在中國的發展逾百年，傳播學全面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已超過四十年，從1997年正式成為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在我國的發展則有二十多年。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新聞傳播學形成了以史、論、業務三大板塊為支柱的知識圖譜，並在各專門領域垂直深耕，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學科陣列。應該說，已有的發展為構建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離自主知識體系的要求尚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現在：長期跑馬圈地擴張而以添磚加瓦方式累積形成的知識碎片如何成為有邏輯的知識圖譜？主要面向大眾傳播而形成的知識概念何以適應新媒體時代傳媒業結構性變革的新要求？多源流匯聚、面向多學科開放而形成的知識框架如何彰顯本學科的主體性？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作為「中國特色」的靈魂如何全面融通進入知識體系？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超越各種表層因素，從元問題出發並以其作為邏輯起點展開整個知識體系的構建。新聞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關注「對話與溝通」及由此對「共識與秩序」的促成，進而推進人類文明和文化的理解與融合。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下，對於新聞傳播學的這一本質意義的認識是重建學科邏輯的關鍵。在當今的新興技術革命中，新聞活動從職業語境走向社會化語境，立足於職業新聞活動的新聞學也必須實現根本性轉換，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人類傳播實踐，將新聞學建立在作為人之存在方式、與人之生活世界緊密相連的「新聞」基礎之上，建立在新聞、人、事實和生活世界之間相互交錯的深厚土壤中。
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必須要處理好中國特色與世界普遍意義的關係問題。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賦予知識概念以特殊含義，如何將這種「中國特色」闡述清楚，是新聞傳播學理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中國特色」強調對中國問題、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特徵的觀照，但這絕不是自我封閉的目光向內，而是要處理好中國經驗與世界理論的關係。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應該是一個對話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是吸收、轉化、融入的過程，從學術上講，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對話、與中國現實對話的過程。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