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人生 魯迅 9787536095649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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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中國，魯迅的出現是一個奇?。
他是「好鬥的精靈」，「能憎，才能愛」。他的鬥爭性是有名的。一生中，他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做著艱苦絕倫的鬥爭。
魯迅非常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反抗性、鬥爭性。他的文章，不是雅緻的、隱逸的、可供擺設和賞玩的，而是深沉的、悲憤的、曲折而犀利的。那是一種非常富於現代意識的嶄新的文體風格。
《魯迅全集》凝聚了魯迅一生戰鬥的實績，是二十世紀中國的良心、喉舌、風骨和驕傲。

作者簡介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學日本，返國后，曾在教育部供職，先後輾轉執教於杭州、北京、廈門、廣州等地，1927年定居上海。
魯迅的文章，不是雅緻的、隱逸的、可供擺設和賞玩的，而是深沉的、悲憤的、曲折而犀利的。那是一種非常富於現代意識的嶄新的文體風格。《魯迅全集》凝聚了魯迅一生戰鬥的實績，是二十世紀中國的良心、喉舌、風骨和驕傲。

目錄
第一輯 夢與現實
無聲的中國——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老調子已經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會講演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現代史
聽說夢
第二輯 反抗之一：「權力者」
春末閑談
燈下漫筆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聖武」
暴君的臣民
無花的薔薇之二（節選）
記念劉和珍君
「死地」
空談
可惡罪
《殺錯了人》異議
同意和解釋
華德焚書異同論
買《小學大全》記
病後雜談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學講
第三輯 反抗之二：「老社會」
第四輯 反抗之三：「假知識階級」
第五輯 煮自己的肉
第六輯 在甲胄下面

精彩書摘
《吶喊人生》：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麼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後，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人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么？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么？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儘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贏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智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於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智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于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智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闆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那麼，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裡，可有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並沒有什麼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于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於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麼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之後，羅馬諾夫氏競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這時再不必用什麼制帽勳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並且也不至於再鬧什麼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彷彿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麼看，怎麼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干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麼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麼難問題。

前言/序言
在黑暗的「老社會」，在不是近趨廊廟就是遠避山林的文人譜系之內，在「瞞和騙」的文學傳統中，魯迅的出現是一個奇?。他的人格的完整與超人的智慧，簡直令人懷疑是「飛碟」式人物。然而，他根系發達，且確確實實深植于現代中國的貧瘠干硬的土壤之中。
著名作家郁達夫說：
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厲的風味。當我們見到局部時，他見到的卻是全面。當我們熱中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面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魯迅，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各種各樣的「圍剿」中，做著艱苦卓絕的鬥爭。「能憎，才能愛。」魯迅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反抗性、鬥爭性。作為「叛逆的猛士」，他所叛逆的是「舊壘」中的「強敵」；一切黑暗、專制、腐敗，都是他反抗的目標。他把「目下的當務之急」定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於是發出這般的戰吼：「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一生中，魯迅始終以「下」、以「小」、以「新興的無產者」為本位，把鬥爭的鋒芒首先對準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他無情地抨擊幾千年所謂的「王道」、公開的屠戮和暗暗的虐殺，如細腰蜂般專司破壞神經的「毒針」，軟刀子，文字獄，層層制馭的「文明」秩序，各種「吃人」的把戲。對於反動統治者，他不抱幻想，奉勸不要「看錯了人」，倘「咬人之狗」一旦塌台落水，則必須痛打之。與此相關聯，他的投槍，也就當然不會放過「暴君的臣民」——虎吏、奴才、二丑，各式的幫閑。面對封建統治思想所覆蓋的傳統文化，他深入地做著「刨祖墳」的工作，揭露「聾啞的製造者」、遺老遺少、各種花樣翻新的「國粹」，致力於國民性的根本改造。他從來不把「黃金世界」預約給人類，他關注的只是現實中的「慘淡的人生」。「思想革命」是他所一貫重視的，與此同時，對舊世界的反叛，又往往通過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代表、封建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人，也即「假知識階級」的批判進行，從而帶上私人論戰的性質。
的確，魯迅是「好鬥的精靈」。對於任何阻礙人類進步的惡勢力和舊思想，他都不肯寬恕、姑息。他稱《吶喊》為「遵命文學」，他說：「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可見在他那裡，「遵命」與「鬥爭」是正相一致的。他的文章，不可能是雅緻的、幽默的、恬適的、可供擺設和賞玩的，只能是深沉的、悲憤的、諷刺的、曲折而犀利的。尤其雜感，正如瞿秋白所稱，是「戰鬥的阜利通」。但因此，也就招致紳士、學者、才子們的諸如「褊狹」「偏頗」之類的攻擊和詬病。對此，他是直認不諱的，在通信中，甚至把自己的文章乾脆稱之為「罵」。他說過：「在我們不從容的人們的世界中，實在沒有那許多工夫來擺臭紳士的臭架子了！」
只是，他不但解剖別人，同時也解剖自己，且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在知識者中間，這是更為難得的。
「能憎，才能愛；能憎能愛，才能文。」魯迅對人類，對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熱愛是深廣的。憎根于愛。在他那裡，人們看見的是「鋒棱太露」「劍拔弩張」，殊不知對他來說，愛正是通過憎才得以表達和實現。
他曾感慨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而他，反抗是勇猛的、韌性的，但也是艱苦的。
所有關於他的年譜都寫著：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早年留學日本，返國后，曾在教育部供職，先後輾轉執教於杭州、北京、廈門、廣州等地，1927年定居上海。此後十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及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筆對付手槍，因此而遭通緝，直至逝世。
對於一個文化戰士，可以說，了解他的日常生活的軌跡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接受他的精神遺產。一部《魯迅全集》，凝聚了魯迅一生戰鬥的實績——那是二十世紀中國的良心、喉舌、風骨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