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千年統計-精校本 安格斯.麥迪森 978730134669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之姊妹篇
量化經濟增長領域不可或缺的參考手冊
以系統、嚴謹、透明的數據搜集和處理過程
支撐了麥迪森對人類長期經濟增長的計量探索

內容簡介
《世界經濟千年統計》是在長期經濟增長領域享有盛名的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代表作之一。作為計量經濟史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的姊妹篇，本書是關注如何量化長期增長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不可或缺的參考手冊。
書中包含一百多個表格以及豐富的數據，並對數據來源和數據計量方法進行了詳細和透明的解釋。本書既是對《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中所使用的方法和資料來源的補充、更新和修訂，也是其重要的延伸。其翔實的數據資料以及對基礎數據的搜集和處理方法，對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領域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有鮮明的指導和啟發意義。

作者簡介
[英]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荷蘭格羅寧根大學榮休教授，劍橋大學Selwyn學院榮譽院士，長期增長實證研究領域享有盛名的計量經濟史學家，在宏觀經濟史數據考證、計量與分析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其創建的、以格羅寧根增長與發展中心為基地的「麥迪森全球資料庫」惠及各個領域研究世界經濟動態的研究者。主要代表作除《世界經濟千年史》（2001）及其姊妹篇《世界經濟千年統計》（2003）外，還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1982）、《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1991），以及研究國別經濟的《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表現》（1998）、《日本和蘇聯的經濟增長》（1970）等。

目錄
導論 宏觀經濟計量的先驅者
第一章 西歐
第二章 西方後裔國
第三章 東歐和蘇聯
第四章 拉丁美洲
第五章 亞洲
第六章 非洲
第七章 1950—2001年的世界經濟
第八章 公元1—2001年的世界經濟
第一部分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從地緣政治到政治算術
——《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文精校本導言
可以想象，這樣一部關於經濟數據的著述很難讓一般讀者感到興奮。然而，對於閱讀過麥迪森先生《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文精校本，2022）的讀者，這部作為其姊妹篇的《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文精校本，2024）實在不容失之交臂。在這部著作中，麥迪森以堅實的數據理論、廣泛的數據搜集、系統的數據梳理以及透明的數據過程，支撐了他對人類長期經濟增長的計量探索和挑戰性的結論。這是一部試圖在麥迪森標準下，整理全球迄今所有的國民賬戶數據和相關估計方法，從而建立麥迪森全球增長測算體系的史無前例的著作。她不僅把我們帶進了人類的千年歷史，也激起了我們關於人類因何要計算所有個體經濟活動的宏觀效果的好奇心。
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
從數據的角度，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是：「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答案是緣于地緣政治的「政治算術」，這就是我想在本導言中所討論的主題。
不要說本書讀者，就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資深學者，很多也未必知道「政治算術」的概念和由來，以及它與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關係，更不知道它如何與今日因國際關係風雲突變而變得炙手可熱的地緣政治話題相關聯。然而，在以回顧人類宏觀經濟測算髮展史為主題的《世界經濟千年統計》的導論中，麥迪森先生開篇討論的就是英國學者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以當時的地緣政治關係為背景的兩部政治算術著作——《獻給英明人士》（1665）和《政治算術學》（1676）。因此，在《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文精校本問世之際，我認為很有必要探討一下歷史上地緣政治危機與以「政治算術」為目的的宏觀經濟測算的起源和發展之間的關係及其現實意義。
我曾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文精校本（2022）的譯者導言中探討了人類歷史上地緣政治關係變化，特別是地緣政治危機如何推動了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的制度建設，突出了被麥迪森先生融合在其長期增長案例中的重要的市場主題，也就是影響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主題。經濟增長與政治制度的關係並不是一個新問題。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派關注的就是國家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見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1973）。相比之下，儘管沒有忽略制度的重要性，特別是主要經濟體政治制度的經濟影響，麥迪森更關注的是有利於國際市場競爭的制度建設，也就是基於規則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改善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
談到制度建設，多數人很容易想到那些旨在改善現有制度結構的各種改革方案、政策、法規等等，而不會立即聯想到宏觀經濟測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難設想這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必須來自國家之間基於公眾納稅能力的經濟實力比較所產生的壓力。其實，正是這樣的國際經濟實力比較推動了至少兩個與人類文明密切相關的重要進步：一是啟發了國家內部從知識階層到統治或施政的官僚精英集團對國家致富能力或經濟動力的深入思考，進而形成了開發和提高這種能力的制度保障；二是啟發了國家之間在思考和處理地緣政治關係時的成本意識，從而使經濟理性成為確立國際秩序時的重要因素。麥迪森認為這始於17世紀中葉由配第所開創的政治算術學。配第和其他政治算術學的先驅者們勇敢地接受了17世紀科學革命對人類認識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邏輯能力的挑戰。隨後，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政治算術學不僅推動了以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為目標的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它也成為基於規則的國際經濟制度，以及國際秩序建設所不可或缺的計量工具。
地緣政治危機與政治算術學的出現
所謂地緣政治，如我在《世界經濟千年史》精校本導言中所闡述的，是指地理上相鄰或相關國家之間基本上由經濟利益所左右的政治關係。由於無法克服的地理障礙，當其中某個重要因素的變化打破了既有均衡，使相對經濟成本發生重大變化，而有關各方無法接受因此而可能導致的經濟利益進而政治權力必須被重新分配時，就可能會釀成不訴諸武力就無法解決的危機。在重商主義時代，解決地緣政治危機主要依靠的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無論哪個國家或勢力集團在危機中勝出，對峙的各方都要付出巨大的生命與財產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緣政治危機從來都是對參与國的公共資源動員能力或稅收能力的嚴格考驗。這樣，如何最大限度地動員公共資源的問題就自然將各國政府引向了對本國的稅源，即財富創造能力的關心。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在地緣政治危機中勝出也促使各國政府必須關心其對立國的財富創造能力。正是這樣的動機刺激了本國生產情況測算、國際收入比較以及歷史人口統計學的出現。借用配第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界定，麥迪森認為這些通過數字及其所建立的經濟邏輯關係去評價和論證政府事務的藝術可以被統稱為政治算術學（political arithmetic），它就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用以觀察整體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測算的前身。
開政治算術學先河的威廉·配第，是以《賦稅論》（1662）為題，從比較英格蘭和愛爾蘭的稅收問題開始他的國民收入研究的。1665年，在《獻給英明人士》中，他進一步改進了方法，更系統地從人口、收入、支出、土地存量、其他實物和人力資本的存量等方面對英格蘭和威爾士進行了比較，其目的實際上是為正在進行中的第二次英荷戰爭（1665—1667）提供一個基於資源動員有效性評估財政政策執行情況的定量分析框架。英荷戰爭，包括牽扯其中的法國、西班牙等對荷蘭的戰爭，本質上都是重商主義之戰。直接起因是英國在1651年頒布了旨在保護其本土航海貿易壟斷的《航海法案》。英國在由此引起的第一次英荷戰爭（1652—1654）中險勝荷蘭，然而卻在隨後因進一步強化其利益的《航海法案》修訂所引起的兩次英荷戰爭中都失敗了。饒有意味的是，配第的研究工作幾乎與英荷戰爭同步，而且在關注英國的同時，也轉向了對法國和荷蘭經濟的比較工作，從兩國的效率表現引申到制度問題。他的結論是法國的效率遠不如荷蘭。其後來得到亞當·斯密和道格拉斯·諾斯高度評價的《政治算術學》成稿於1676年，當時整個英國還處在第三次英荷戰爭（1672—1674）失敗的沮喪氣氛之中。
政治算術學揭示的制度問題
作為17世紀科學革命的主要參与者、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配第的工作並沒有停留在建立描述性的宏觀經濟變數指標上，而是深入到這些變數可能反映的政治邏輯關係，特別是相同變數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比較所可能揭示的制度性差異或問題。正如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總結性地引述的：
（雖然）法國人口是荷蘭的十倍，但是荷蘭商船隊的規模卻是法國的九倍，對外貿易額是法國的四倍，而利率水平只相當於法國的一半。荷蘭的海外資產非常龐大，而法國的海外資產卻微不足道。荷蘭經濟高度專業化，其大部分食物依靠進口。它在對外戰爭中僱用外國人，而將本國勞動力集中於高生產率部門。密集的城鎮居民、優良的港口和內部水道降低了運輸和基礎設施建設費用，降低了政府服務成本，同時也降低了對存貨的需求。此外，荷蘭的財產所有權非常明晰，其良好的登記註冊制度促進了財產的轉讓，有效的法律體系和健全的銀行體係為企業經營創造了良好的環境。雖然稅收很高，但是納稅的基礎是支出而非收入，從而鼓勵了儲蓄，促進了節約和勤奮工作。
麥迪森認為，正是配第這樣從政治算術角度對法國和荷蘭進行的比較研究，才啟發了斯密和諾斯等人後來對經濟增長的制度性思考。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理解荷蘭最終還是敗於法荷戰爭（1672—1678）和第四次英荷戰爭（1780—1784）呢？正確的回答是：政治算術學本質上並不是關於如何戰而取勝的學問，而是如何提高效率以不斷創造財富，從而提高公共資源能力的學問。人類文明發展至今的主流並不是種族、階級和國家之間不斷血腥廝殺的結果，而是通過不斷學習以提高創造——而不是掠奪——財富能力的結果，這個學習過程包括如何建立並改善共同遵守的市場規則以消除或降低戰爭的風險。這樣看，不論是荷蘭主動退出戰爭，還是英國主動放棄恪守「叢林法則」的重商主義，都反映了這個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學習過程。
西歐的「政治算術旋風」
或許我們可以把配第之後直到18世紀末的西歐稱作「政治算術的旋風時代」。這樣說主要是因為它的興起不僅將對那些看似無關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現象的觀察和研究活動迅速地捲入其中，而且吸引了各種背景的研究者，除了配第這樣的大學教授——甚至還是解剖學教授和哲學家，還有財政大臣、貴族、將軍、工程師、數學家、公務員，乃至記者、商人等等，不一而足，這的確是今天難以想象的。這場「政治算術旋風」說明，17世紀科學革命鼓勵了社會精英階層對政治和經濟問題的邏輯思考，鼓勵了對配第式的國民經濟核算工作進行基於經濟活動內在邏輯的、系統化的改進。像科學問題一樣，人們感到了反映客觀事實的數據中所包含的邏輯力量。憑藉著宏觀經濟測算所獲得的數據，生產、收入和支出流量之間的關係，它們對存量的依賴，以及較長時間跨度上這些流量和存量的變動（特別是人口及其階層變動）所可能引起的經濟實力的變化等，逐漸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
在麥迪森看來，除配第外，對政治算術學最重要的貢獻分別來自與配第同時代、出身布商的英國人口統計學家約翰·格蘭特（John Graunt），以及稍晚出身公務員的英國學者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在《對死亡率登記的觀察》（1662）一書中，格蘭特建立了最早的生命表，它奠定了現代社會從生命保險、國民稅收到政府公共債務的重要理論和方法的基礎。麥迪森認為，根據不同年齡組死亡概率重建人口統計的方法確定無疑地使格蘭特成為17世紀科學殿堂中的偉人之一。格蘭特之後，身兼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埃德蒙德·哈雷（Edmond Halley）進一步改進了格蘭特對於生命預期的分析，首次在人壽保險中引入了關於預期壽命的基本數學原則。
從宏觀經濟測算的角度，麥迪森對格里高利·金的貢獻評價更高，認為他的工作「已經預示了現代核算體系中的相互平衡關係」。金的題為《關於英國現狀的自然和政治的觀察與結論》（1696）的研究是因英國前稅務大臣一篇關於政府財政如何應對戰爭需要的論文而起。後者提出的一個關於政府實際和潛在收入及支出的清晰而完整的描述，特別是如何將財政信息融于宏觀經濟分析的方法，刺激了金去嘗試建立三個互相關聯且平衡的國民生產、收入和支出賬戶，附帶一個收入財富賬戶和一個國際比較賬戶。儘管很不成熟，但金的賬戶體系要比後來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和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分別依據美國和英國的經濟情況所建立的，更接近以現代「國民收入」概念為核心的經濟核算體系——現行的聯合國國民賬戶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的前身，早了將近一個半世紀。
政治算術學者的政治命運
在當時，像政治算術學這樣基於數據邏輯的研究是嶄新的領域，它對既有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極具挑戰性，因為它顛覆了人們的傳統知識，打開了人們認識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新視野。它是開放性的、非壟斷性的。它刺激研究者們不斷地、競爭性地提出新的觀點和方法，否定舊的觀點和方法。無須諱言，不管是從國內通過稅收進行資源動員的角度，還是從稅收收入的國際比較角度，它的政治動機都是十分明顯的。在這個意義上，一個由憲政制度維護的議會政治是在當時保證數據科學性，防止其淪為政治附庸的重要條件。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