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身份-探尋血緣之謎 娜拉.B. 米拉尼奇 9787543235144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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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所在地:中國大陸
原出版社: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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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父親身份-探尋血緣之謎
ISBN:9787543235144
出版社:格致
著編譯者:娜拉.B. 米拉尼奇
頁數:316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61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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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探索了人類揭開親子血緣關係之謎、確定父親身份的歷史,並探討了相應的社會問題。本書主要聚焦於20世紀各種親子鑒定手段的發展,詳細介紹了血型檢測、指紋分析和身體特徵分析等五花八門的分析手段,引出了當前使用較多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DNA檢測方法。本書結合了大量具體案例追溯科學界對父親身份探索,同時,本書也強調「父親身份」的社會性質。本書指出,雖然我們的親子鑒定技術日益發達,但圍繞父親身份產生的遺產繼承資格、撫養義務,乃至公民身份問題,依然是複雜的。

作者簡介
娜拉•B 米拉尼奇
Nara B Milanich
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歷史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家庭史、兒童史和性別關係,曾獲巴納德學院總統研究獎,著有《命運之子:智利孩子的童年、階級與國家(1850—1930)》(Children of Fate: Childhood, Class, and the State in Chile, 1850—1930)。

目錄
致謝
引 言 誰是你爸爸?
第一章 尋找父親
第二章 江湖庸醫和血液振動儀
第三章 血液之用
第四章 陌生人的城市
第五章 軀體證據
第六章 猶太父親、雅利安祖先
第七章 白人丈夫、黑人孩子
第八章 公民父親、「紙生仔」
結 語 DNA時代的親子鑒定

精彩書摘
這幅家庭肖像真的很美,然而,它卻籠罩在最令人不安的陰影——懷疑——之下。
——阿根廷法醫專家路易斯·雷納·阿爾曼多斯(Luis Reyna Almandos),1934年
1926年,義大利北部一個小鎮的警察逮捕了一名在墓地里遊盪的男子,他迷迷糊糊,魂不守舍,顯然患有失憶症。在被送到一家精神病院后,他很快就穩定下來,但工作人員對這個新來的人感到困惑。他不是一個精神錯亂的流浪漢,他的舉止表明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很有教養。精神病院負責人在報紙上登載了這位所謂的「科萊尼奧的陌生男子」(Sconosciuto di Collegno)的照片,照片旁邊的文字是:「有人認識這個人嗎?」
一位富有的維羅納婦女朱莉婭•卡內拉(Giulia Canella)看到這張照片后大吃一驚,因為照片中的男人與她失散多年的丈夫有很多相似之處。大約11年前,朱利奧•卡內拉(Giulio Canella)在馬其頓前線的戰鬥中失蹤。他是一位學者和哲學老師,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個顧家的男人,在當地一直備受尊敬。他的屍體未被發現,但他的妻子從未放棄,堅信丈夫有朝一日會回來。於是她聯繫了精神病院。
透過精神病院的門縫,她第一次偷偷地看到了這個神秘的大鬍子男人,她確信他就是朱利奧:身體孱弱,忘記了過去,但還活著。在他們第一次面對面的會面中,工作人員故意將這次會面安排成一次在精神病院院子里的偶遇,他看到了她的臉,停下來,盯著她看,好像認出了她。朱莉婭激動萬分,她拿出念珠,把目光轉向天空。驚嘆聲脫口而出、淚水也忍不住流了出來,他們擁抱在了一起。這個悲傷的妻子終於找到了她失散多年的丈夫。
幾天後,朱利奧•卡內拉離開了精神病院,由妻子帶回家照顧,並與兩個孩子團聚,他們已經不記得自己的父親了。新聞界和公眾都很震驚。在那場毀滅性的戰爭結束整整十年後,一個家庭的悲劇性損失突然出人意料地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
如果不是因為另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的出現,故事可能就此結束了。在朱利奧•卡內拉離開精神病院幾天後,精神病院的負責人收到一封匿名信,告知他們那個神秘男子根本不是朱利奧•卡內拉,而是一個名叫馬里奧•布魯內里(Mario Bruneri)的印刷工和無政府主義者。這名男子的妻子羅莎•布魯內里(Rosa Bruneri)認出了這名陌生男子,他正是幾年前拋棄她和兒子的丈夫。馬里奧•布魯內里是一名臭名昭著的騙子,曾因一系列罪名而被通緝。假裝失憶正是他擅長的詭計。
這位神秘的失憶症患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和老兵,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騙子?這個問題引發了一場長達五年的訴訟。隨著媒體跟蹤調查,義大利公眾輿論分為了兩個陣營,即「布魯內里派」和「卡內拉派」。隨著法西斯官員和天主教會的一些部門被捲入其中,這起案件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人們的指控包括警察和司法部門的無能、陰暗的利益集團和黑暗的陰謀詭計。墨索里尼一度命令報紙停止報道此事。

前言/序言
由於人為的歷史將父親身份的概念進行了層層包裝,我們很難理解,父親身份其實是一個十分抽象的概念。
—瑪麗•奧布萊恩(Mary O』Brien),《生殖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1981:29頁)
這部法庭劇的主角包括一位年輕的母親、一個推定的父親和一個可愛的紅頭髮嬰兒。時間是20世紀40年代初,戰爭還在國外肆虐,審訊在洛杉磯一個座無虛席的法庭進行。這可不是普通的親子訴訟案。這位母親叫瓊•貝瑞(Joan Berry),23歲,是一位頗有抱負的女演員,嬰兒是她的女兒卡羅爾•安(Carol Ann),而作為被告的父親則是好萊塢名人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
貝瑞曾是卓別林的弟子,在過去那些快樂的時光里,兩人一起朗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一起排練戲劇。這位54歲的演員對年輕女性的偏愛眾所周知,現在,他被指控是貝瑞孩子的父親。 他承認了這段戀情,但強烈否認了親子關係的指控。事件爆發一周后,卓別林娶了他的第四任妻子,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18歲的女兒。由於他的英國公民身份和左翼政治傾向,對於有些美國民眾來說,卓別林的意識形態傾向與他的風流浪漫一樣值得懷疑。至於貝瑞,她被描述成一個倒霉的純真少女,「閃耀著好萊塢的魅力」,可能精神不穩定,「長得好看」,但據她自己的律師說,「智力有限」。
但這個嬰兒才是這場法庭秀的主角。在這場關於父親身份的訴訟被提起時,卡羅爾•安還沒有出生,而在漫長的傳奇性訴訟過程中,她已經成長為一個可愛的蹣跚學步的孩子。她是法庭上的常客,坐在她母親的律師面前的木桌上。媒體興高采烈地報道了她五顏六色的圍兜和她對於餡餅蛋糕的喜愛。儘管如此,法律訴訟仍然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這關係到這個孩子的身份,進而決定著她會面臨貧困還是衣食無憂,以及是否會有名分、遺產和父親。她母親的律師宣稱,這起親子訴訟案是孩子「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報紙上也重複了這一說法。
這部法庭劇中也有其他角色:證人,比如卓別林的勤雜工和管家,他們證實兩人曾經幽會;陪審團的成員,普通的男男女女,包括幾位家庭主婦、一位室內設計師、一位退休的物業經理。為了迎接鏡頭,他們在來法庭之前都精心打扮。貝瑞的律師本身就是法庭上的演員。在一段特別令人難忘的、長達三小時的結案陳詞中,他譴責卓別林是「倫敦渣男」和「老色狼」(而卓別林的律師則將他的當事人比作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最後,還有一些男女新聞記者,他們激動地向公眾報道整個事件。他們每天從法庭發回的報道包括對主角的服裝(貝瑞的黃綠色外套)和情緒(查理的鬼臉)的描述。這個由性、名人和醜聞組成場面令人興奮,不僅挑動著美國讀者的神經,而且通過全球通訊社向戰爭中的世界播送。
為期兩年的官司經歷了無數波折。在一項相關的刑事指控中,卓別林被指控出於不道德的目的跨州運送貝瑞,但被宣告無罪。他也一度因外國人的身份而差點被驅逐出境。至於關於卡羅爾•安的父親身份的訴訟,由於陪審團陷入僵局,第一場訴訟以無效審判告終,並要求重新審判。在這場訴訟開始時,羅斯福總統下令罷工的煤礦工人恢復戰時生產,盟軍正在地中海集結,準備進攻義大利。到這場訴訟結束時,羅斯福已經去世,盟軍在歐洲的勝利已經過去了幾個星期。然而,儘管這場吸引眼球的訴訟曠日持久,法官卻在訴訟接近尾聲時提醒法庭上的人,「這個案子其實很簡單」。它圍繞著一個問題:「被告真的是小女孩的父親嗎?」
這個問題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父親身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法律、政治和科學問題,根據長期的西方傳統,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母親身份可以通過生育的事實來確定,而父親身份卻總是令人抓狂地無法確定。至少從希波克拉底時期開始,醫學專家就一直在努力確定父親身份,而羅馬法、伊斯蘭教法和猶太教法的法學家們也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在荷馬、莎士比亞、哈代和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文學作品中,父親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父親身份。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論家們都認為父親身份的不確定性是人類社會和人類心理的原始基礎。對於20世紀早期的一代人類學家來說,對父親身份的跨文化認識是「人類比較科學中最激動人心和最有爭議的問題」。
父親身份不僅僅是一個供人沉思冥想的主題。正如卓別林和貝瑞之間的官司所表明的那樣,它對男人和女人、對孩子和家庭都很重要,因為它不僅涉及遺產繼承,還有現實和存在意義上的重要性。從歷史上看,父親身份的問題是在圍繞子女撫養和繼承權而起的糾紛中產生的。對於孤兒和被收養的孩子來說,這是一個與失去的身份有關的問題。最近,輔助生殖技術——配子捐贈、代孕——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舊的問題。
父親身份的利害關係不僅涉及私人,還關乎公眾,因為它關係到國家和社會,而不僅僅是個人。這就是為什麼圍繞卡羅爾•安的父親究竟是誰而起的爭執會發生在法庭之上,並受到法律規定的約束。雖然親緣關係經常被視為一種「前現代」或「非西方」的聯繫形式,但它是現代社會經濟中公民身份的核心,也是劃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關鍵標誌。家庭關係對國家來說也很重要,因為它決定著一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戰爭撫恤金、社會保障和國籍,也決定著一個非公民是否擁有在一個國家定居的權利。從歷史上看,失去親緣關係的孩子會成為公共負擔。因此,父親身份的問題帶來了個人和社會之間權利和責任平衡的問題。
當然,有爭議的不是卡羅爾•安的血統,而是她父親的身份。意味深長的是,雖然人們會問「誰是孩子的父親」,卻很少會質疑「誰是孩子的母親」。父親身份一直被認為是無法自然而然地確定的,而母親的身份卻被認為是明白無誤的。簡而言之,父親身份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答案被認為是潛在地不可知的。此外,在父權社會中,父親身份傳統上所代表的最重要的資源——經濟支持、遺產、國籍、父姓、「身份」——並不是通過母親身份來傳遞的。當瓊•貝瑞的律師勸說陪審團宣告卓別林是卡羅爾•安的父親,以便「給這個孩子一個名字」時,他腦海里有一個預設,那就是只有父親才有權這樣做,而母親則不行。父親身份的問題反映了父親身份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獨特的利害關係。
如果說對父親身份的探尋有著悠久的歷史,那麼卓別林案則反映了這個故事在現代社會中的幾個變化。像卡羅爾•安這樣沒有父親的兒童是在法庭上享有自己權利的公民,這樣的觀念與以前認為兒童是慈善對象而不是權利主體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這使得關於她父親的身份的爭議變得更加緊迫。媒體的作用也是新事物。小說家和劇作家早就知道,身份之謎是情節劇的最佳主題。到了20世紀,大眾媒體開始把這樣的故事講給著迷的公眾聽。卓別林的故事自帶流量,但這樣的故事並不需要好萊塢明星來吸引全世界的觀眾。
最重要的是,在由卓別林與貝瑞主演的這場探尋父親身份的大戲中,有了一個新的主角:科學家。事實上,有三位科學家參与其中。1944年2月,卓別林在律師的陪同下來到了當地的一個實驗室,在那裡他被抽取了少量的血液。一個小時后,貝瑞和她的孩子也來做了同樣的事情。三名醫學專家對這些樣本進行了檢測,隨後在法庭上展示了他們的發現,輔助他們的是一個被一名旁觀者稱為「由字母、長單詞和大圖表組成的迷宮」的東西。他們進行的檢測是對遺傳血型的分析,三位專家的檢測結果一致:瓊•貝瑞是A型血,嬰兒卡羅爾•安是B型血,根據血型遺傳法則,她的父親必定是B型血或AB型血。然而,卓別林是O型血。這位演員可能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浪蕩子,他承認與貝瑞有過一段戀情。但他不可能是卡羅爾•安的生父。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了很多有望解開永恆的父親身份之謎的科學方法,遺傳血型鑒定只是其中之一。「醫學專家希望,在代代相傳的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血液中,存在著一些未知但至關重要的因素,把他們不可避免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不僅在血型中尋找這一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在其他被遺忘已久的方法中尋找,包括血液的電子振動、結晶模式和顏色特徵。除了血液,他們還研究了鼻子形狀的遺傳,以及牙齒結構和上顎隆起的相似性。通過對人體(尤其是面部)的測量分析,人們試圖客觀地揭示家族相似性這個明確無誤但又模稜兩可的現象。也許親子關係的秘密就隱藏在人耳錯綜複雜的褶皺里,指紋上纖細的輪狀和環狀里,或眼睛、頭髮和皮膚的圖案中。
各種科學方法層出不窮,但所有這些方法的核心假設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親緣關係的真相存在於父親和孩子身體的某個部位。這種方法不僅意味著一種揭示父子關係的新方法,還意味著一系列更廣泛的主張:父親身份是可知的;為了公眾的利益,人們應該知道它,而且科學家也可以發現它。最根本的是,它暗示了一種關於父子關係到底是什麼的認識,即父子關係是一種生物學的關係,而不是社會關係。
在DNA時代,這種對父子關係的理解是很常見的。今天,我們經常將血液樣本或者口腔內膜樣本送到遙遠的實驗室,以揭開我們身份的神秘面紗。我們把親緣關係理解為一種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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