畎畝問計-鄭欣淼陝青調查摭拾 鄭欣淼 978720018301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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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畎畝問計-鄭欣淼陝青調查摭拾
ISBN:9787200183016
出版社:北京
著編譯者:鄭欣淼
頁數:439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60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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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畎畝問計》收錄了鄭欣淼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所寫的與調查研究有關的文章,探求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對策、建議。全書分為理論篇、實踐篇·陝西、實踐篇·青海、追思篇等四輯。今天來看,調查的結論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調查本身,它是時代洪流中無數探求者的一個尋夢蹤跡,也是這個時代的一面側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編印這個集子,就不僅是作者的敝帚自珍,對於人們全面了解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認識我們走過的路,也會有一定的啟示。

作者簡介
鄭欣淼,著名學者,「故宮學」專家。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國家文物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黨委書記,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等職。為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等。多年來從事政策研究、魯迅研究、文化研究,2003年首倡故宮學。

目錄
第一編 開創新局面必須加強調查研究
一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要求
二 理解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證
三 實現決策過程科學化的基礎
四 轉變黨風的一個重要方面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實際運用
一 主觀和客觀相符合的重要橋樑
二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中心環節
三 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辯證統一的具體體現
調查研究是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一 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一貫注重調查研究
二 毛澤東同志開創調查研究的一代新風
三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大力恢復和發揚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堅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
一 從實際出發是搞好調查研究的基礎
二 堅持觀察的客觀性
三 力戒主觀隨意性
加強科學分析和綜合研究
一 用聯繫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
二 用對立統一的觀點進行分析和綜合
三 全面、比較、反覆
向群眾尋求真理
一 群眾路線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二 在調查研究中堅持群眾路線
三 民主集中制是取得正確認識的重要保證
選好調查研究的題目
一 選題是調查研究的第一步
二 怎樣選題
三 選題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正確認識和社會實踐門
一 樹立實踐的基本觀點
二 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
三 一切經過試驗
四 「摸著石頭過河」
五 在實踐中檢驗真理
第二編 實踐篇·陝西
第三編 實踐篇·青海
第四編 追思篇

精彩書摘
《畎畝問計:鄭欣淼陝青調查摭拾》:
我們搞調查研究,目的是找出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用來指導自己的行動,解決實際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就告訴我們,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詳細地佔有材料,這是調查研究的第一步,是最基礎的工作。
是否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尊重客觀實際,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認識路線。一切唯心主義者都從精神第一性、物質第二性這個前提出發,否定從客觀事物出發、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路線,比如,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出現以前,就存在一種「絕對觀念」,「絕對觀念」是獨立主體,也是自我發展過程,世界上一切事物、現象都是由它派生出來的。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我國南宋的主觀唯心主義者陸九淵,認為「心」是唯一的實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這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不管是黑格爾的「絕對觀念」,還是陸九淵的「心」,實質上是一個東西,都是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在他們看來,世界在本質上是精神的,精神產生物質。因此,幹事情,想問題,無須乎從客觀實際出發,只要憑自己的主觀想象就可奏效。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物質世界及其規律都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的任務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所謂認識世界,就是認識事物的規律性;所謂改造世界,就是以對事物的規律性的認識做指導去變革事物。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愈正確,愈深刻,就愈有自由。我們的一切工作能否順利進行並取得成功,從根本上說,就在於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事物的這種規律性,只能是從實際出發,即從事物本身的發展中去尋找,而不能夾雜絲毫的主觀臆造。這就是說,必須堅持「從物到感覺和思想」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而不能是「從感覺和思想到物」的唯心主義認識路線。
在調查研究中堅持唯物論,就必須面向下層,把眼光轉向實際。恩格斯說:「人們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決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人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意毫不憐惜地犧牲一切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繫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繫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義根本沒有更多的意義。」?這就是說,實際情況是怎麼個樣子,就怎麼去反映它,一是一,二是二,不誇大,不縮小,實實在在,不附加任何主觀成分。這是唯物主義者真正嚴肅的態度。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堅持以社會實踐為特徵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做艱苦的努力,既不是憑主觀想象那樣的容易,又不是如照相那樣的簡單。我國明代哲學家王守仁說過一件事:他與一個姓錢的朋友為探索求知的道理,曾根據《大學》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的話,讓錢某去「窮格」竹子的道理。錢某「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王守仁以為這是錢某精力不足的緣故,於是親自去「窮格」,到了第七天,結果也「勞思致疾」(《傳習錄下》)。像王守仁那樣,脫離實踐,既不動手解剖幾棵竹子,又不親自去種植竹子,不認真考察竹子和它的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只是靜坐冥思,自然弄不清竹子的道理,也就不會從竹子的實際出發了。在這一點上,宋朝畫家文與可顯然高出王守仁一籌。文與可畫的竹栩栩如生,往往畫數尺之竹「而有萬尺之勢」,原因在於他每「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這是他對竹子在不同時間、地點和氣候條件下的生態變化做了細心的觀察和研究,弄清了它的生長特點和規律的結果。因此,從客觀存在的實際出發,必須真實地認識事物、把握事物,這是辯證唯物主義最基本的要求,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唯一的科學態度。

前言/序言
1977-1992年,我在中共陝西省委研究室(1983年以前名為中共陝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了15年,后調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了3年,接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至1998年年底。三地算起來,足足有21年。在我生命中,這是30∼51歲的黃金時段,當然彌足珍貴。
在陝西的15年中,我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參与省委一些文件、報告、講話的調研和起草,這是第一位的工作;二是自己或與他人合作完成一些專題的調查研究,其成果是調研報告。這個時期有兩件事與我的工作性質相聯繫: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朱平同志主持編寫《調查研究概論》(1984年)一書,共12章,我承擔了其中7章的撰寫任務;二是我自己於80年代末出版了《政策學》一書。當然我還有業餘愛好,一是魯迅思想研究,出版了《文化批判與國民性改造》(1988年);二是舊體詩詞創作,在陝西期間的作品後來結集為《雪泥集》(1995年)問世。
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我主要參与中央有關重要文件、講話的起草,3年時間,大部分是在風光秀美的玉泉山度過的。1993年開始的企業文化調查研究以及當年6月在雲南玉溪捲煙廠召開的企業文化理論研討會,我作為文化組組長,在組織籌劃上做了應做的工作,但因我已接受了一項重要講話的起草任務,企業文化的進一步研究則由文化組副組長陸雲同志負責,陸雲同志當時還主編了《建設社會主義企業文化》(1995年)一書。這時我又應中國青年出版社之約,撰寫並出版了《社會主義文化新論》(1996年3月)一書。離開陝西時動手撰寫、1994年完稿的《魯迅與宗教文化》一書,於1996年1月正式出版。
我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是1995年9月,當了副省長,身份變了,不再為他人寫講稿、寫文章了,但我仍然重視調查研究,重視親自動手,加強學習,力爭儘快熟悉、適應所分管的工作。可惜因為身體原因,時間不長就離開了工作崗位,離開了青藏高原,但為數不多的講話、文章,幾乎都是我自己寫的,是我當 時的認識的反映。在青海,我仍然堅持寫作舊體詩詞。記錄我在高原時期的詩詞集《陟高集》,於2000年正式出版。
回顧自己這21年間的歷程,頗有感觸,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少深切的體會。但是,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我尤為珍視的,還是20世紀80年代在調查研究上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活動。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會議,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它在撥亂反正、提出改革任務、推動農村改革方面起了偉大的歷史作用。1978年下半年,安徽、四川農村嘗試包干到戶、到組的生產方式,取得了明顯的效果。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因時因地制宜,經營自主。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認為包產到戶「沒有什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陝西是個農業省份,推動農業的改革與發展是當時的重要任務。我有幸投身到了這一歷史的洪流。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不平凡的年代,這個年代的調查研究成果也成為我人生道路上所積累的寶貴財富。它不僅使我對陝西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更感到自己掌握了一個認識事物的不二良方,影響深遠,受用終身。我體會到,從調查研究的實質來說,它既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礎,也是做學問的重要門徑。我後來到青海,又到文物部門,直至到故宮,能夠較快地進入角色,取得工作的主動權,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認真的深入的堅持不懈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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