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與合作-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的實驗經濟學研究 王一子 978756383597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王一子，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瑞典哥德堡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生。現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講授政治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等課程。研究方向為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公共經濟學，聚焦於公共產品供給的微觀機制分析，社會認同對行為決策的影響等理論問題。曾參與多項國家級課題的研究工作，出版學術專著1本，並在《經濟學動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教學與研究》、《南方經濟》、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等國內外權威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部分文章 被《新華文摘》和《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

目錄

1引言
1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
1 2核心概念的界定
1 3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 4研究內容和結構
1 5本書的創新點
2文獻綜述
2 1社會偏好理論
2 2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對社會認同理論的相關研究綜述
2 3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研究綜述
2 4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認同理論概述
2 5小結
3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社會比較機制的影響
3 1引言
3 2文獻回顧
3 3實驗設計
3 4實驗結果分析
3 5小結與討論
4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競爭機制的影響
4 1引言
4 2文獻回顧
4 3實驗設計
4 4實驗結果分析
4 5小結與討論
5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社會互動機制的影響
5 1引言
5 2文獻回顧
5 3實驗設計
5 4實驗結果分析
5 5小結與討論
6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群體規則強化機制的影響
6 1引言
6 2文獻回顧
6 3理論模型
6 4實驗設計及實施
6 5實驗結果分析
6 6小結與討論
7結論
7 1本書的主要結論
7 2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
7 3本書研究的不足與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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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
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興起，為合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沿著社會偏好和社會認同兩個視角展開，雖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廣闊的研究空間。本書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基於社會認同理論的基本原理，以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指導，在設計實驗時充分考慮社會認同理論的假設條件、作用路徑及相關研究思路，探討合作行為的群際差異性是否存在以及社會認同對於個體合作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更進一步，本書將社會比較、競爭、社會互動、群體規則四個與社會認同密切相關的因素納入研究範疇，並深入分析這幾個因素對社會認同的作用。對於個體合作行為的度量，本書則借助社會困境模型，利用公共品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的實驗結果達到研究目的。具體地說，本書的要點如下：
第一，本書對社會比較機制下的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進行了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擴展研究了比較意願所能產生的實驗效應。本書的研究發現：社會比較機制及其對應的比較勝負效應均不會改變個體的社會認同，因而個體與同群成員間的合作行為並不受該機制影響；比較選擇機制下不參與比較組的被試具有更高的社會認同水平，因而不參與比較組的被試與同群成員間的合作水平具有顯著提升。相比之下，本書發現社會比較機制會提升個體的外群偏愛，表現為與外群成員合作水平的提升。更進一步，社會比較機制產生的上述實驗效應的原因在於比較失敗組產生的消極社會身份效應。比較選擇機制下個體與外群成員合作水平提升的原因在於參與比較組和不參與比較組的雙重作用，且不參與比較組的實驗效應大於參與比較組。
第二，本書對競爭機制下的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進行了研究。本書的研究發現，在競爭機制下，失敗組產生的消極社會身份效應對個體合作行為的影響在不同博弈環境下並不相同。在公共品博弈中，競爭失敗組雖然產生了消極的社會身份，但內群傾向性反而增加，表現出更高的社會認同，與內群成員搭配時的合作行為會增加。相比之下，囚徒困境博弈中競爭機制產生的實驗效應會提高被試外群合作水平，而導致這種外群合作行為提升的原因在於競爭失敗組，競爭勝利組的實驗效應並不顯著存在。
第三，本書研究了社會互動機制下的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的關係。本書將社會互動細分為兩種，分別為單純的社會互動和基於共同任務的社會互動。研究結果表明，在公共品博弈中，基於共同任務的社會互動機制產生的實驗效應會提升個體的社會認同，使個體與內群成員合作的可能性增加。通過將社會互動實驗組按照互動頻率進一步劃分為多互動組和少互動組，本書的研究發現，基於共同任務的社會互動之所以會提升個體的社會認同，其原因在於多互動組產生的實驗效應。相比之下，單純社會互動及與其相關的互動頻率均不會改變個體對內群身份的認同，與內群成員的合作行為也不會產生變化。
第四，本書研究了群體規則強化機制下的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群體規則的強化能夠改變個體對群體身份的認同。具體地說，根據人工實地實驗所得結果，本書的研究發現，團結規則強化機制能夠有效提高個體對身份對應群體的認同，進而表現出同群成員間更高的合作水平。更進一步，本書的研究還發現，個體的社會認同存在時間效應。擁有身份時間長的個體，其對群體的認同度已經深入自身的觀念中；而擁有身份時間短的個體，其對群體認同度相對較低，所以，對這部分群體進行團結規則強化後，其對群體認同度的提升幅度更大。
第五，本書還發現個體合作行為的群際差異現象普遍存在，且不會受到博弈環境及社會認同影響機制的作用。這種合作行為的群際差異表現為個體與內群成員的合作水平顯著高於外群成員。在公共品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中，無論控制組被試還是社會比較機制、競爭機制以及社會互動機製作用下的實驗組被試，均表現出上述差異性。合作行為存在群際差異的原因在於，相較于外群成員，個體對內群成員具有明顯的社會認同；而且，社會比較、競爭、社會互動等認同影響因素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個體的社會認同，但並不會消除這種群際行為差異。
本書探索了社會比較機制、競爭機制、社會互動機制以及群體規則強化機制下的社會認同與合作行為的關係。基於本書的研究結論，可以為公共政策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論證引入群體間比較、競爭和群體內的互動以及對群體規則強化等措施所能帶來的政策效果，以及現實可行性。上述公共政策措施的目標均是促使個體自發地做出更加有利於社會的合作行為。而對於社會救助政策來說，更多的合作行為也意味著更多的群體間的互助行為，因此，本書的研究對於社會救助政策的改進也能提供相應建議。無論對何種政策措施提供改進建議，其根本在於節 約我國公共政策的成本，並從多個層面提升社會總體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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