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謝輝,內蒙古海拉爾人。歷史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文獻學、中國古代學術史、海外漢籍。著有《元代朱子易學研究史》,點校整理《明清之際西學漢籍序跋
目錄集》,參與編纂《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歐洲藏漢籍
目錄叢編》。
目錄
總目錄
梵蒂岡圖書館藏中國傳統古籍善本總目
梵蒂岡圖書館藏中國傳統古籍善本提要
前言/序言
梵蒂岡圖書館收藏中國傳統古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據梵蒂岡圖書館東亞館藏負責人餘東(Yu Dong Clara)《16世紀梵蒂岡圖書館的中國文獻:Vat. estr. -or. 66與尼古拉斯.奧德伯特抄本(節 譯)》(《國際漢學》2021年第3期)考證,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梵蒂岡圖書館擁有四部中文典籍,全部為中國傳統古籍。其中入藏最早的,可能是明嘉靖刻本《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續資治通鑒節 要》(Vat. estr. or. 66)。其餘三部為明萬曆刻本《聖諭疏義》(R. I. III. 331)、明刻本《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R. I. III. 332)、元至正五年(1345)梁完者泥金寫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存卷五十六(Vat. estr. or. 1)。這些典籍構成了梵蒂岡最早的中文文獻收藏。
1618—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時期,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I, 1573—1651)占領海德堡,將巴拉丁選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 1596—1632)的藏書轉讓給教皇額我略十五世(Gregorius XV, 1554—1623)。這批藏書約在1623年到達梵蒂岡,其中可能包括七部中文典籍,分別為明萬曆刻後印本《編注醫學入門》(Palat. III. 189)、明末刻本《新刊京本大字按鑒漢書故事大全》(Palat. III. 190)、明富春堂刻後印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Palat. III. 191)、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建陽餘象鬥雙峰堂刻本《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Palat. IV. 1291)、明萬曆種德書堂刻本《新刊全相忠義水滸傳》(Palat. IV. 1292)、明萬曆刻本《新刻今古奇觀華夷雜纂龍頭萬寶事山天下一覽不求人》(Palat. IV. 1293)、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清白堂刻本《新刊辛醜歲玄穀纂要通書》(Palat. IV. 1294),也全部為中國傳統古籍。
1682年,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從中國返回歐洲,攜帶了多達四百余冊的中文典籍。此批典籍大部分於1685年被進獻給教皇英諾森十一世(Innocentius XI, 1611—1689),收入梵蒂岡圖書館,少數贈送給傳信部,現在也應在梵蒂岡。此批典籍應該基本為天主教和西方科學類著作,未必有中國傳統古籍。其後意大利來華傳教士康和子(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1673—1755)於1734年返回歐洲,也攜帶了一批漢籍。原存于羅馬阿拉切利圖書館(Biblioteca di Aracoeli),約在羅馬被合併入法國期間(1809—1814)進入梵蒂岡圖書館。中國傳統古籍的部分,今編號為R. G. Oriente. III. 251-268,總計二十五部。其中較為稀見的有明崇禎六年(1633)南京國子監刻本《孔聖家語》(R. G. Oriente. III. 261)、明萬曆金陵唐富春刻後印本《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R. G. Oriente. III. 264)、明末金陵蘊古堂刻本《文公家禮儀節 》(R. G. Oriente. III. 262)等。除此之外,康和子帶回的其他中國傳統典籍,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儒家經典及相關著作,包括《鄭孔肩先生家傳纂序周易說約本義》《纂序書經說約》《映旭齋六訂詩經全旨纂序說約合參大全集註定本》《禮記摘注輯要》《春秋說約》《性理大全標題纂要》《四書集注大全》(R. G. Oriente. III. 251-260),《增補講義標題金丹大全》(R. G. Oriente. III. 263. 1-5)。其中多數為清代坊間所刻兩節 版,質量不高,但基本備齊了儒學典籍的主要品種。二是一些清代坊刻訓蒙識字類的典籍,包括《新鐫幼學雜字》《大方六言雜字》《千字文草法》(R. G. Oriente. III. 265. 2-4),《新鐫古今名賢草帖臨池真跡》(R. G. Oriente. III. 265. 8-11),《字彙》(R. G. Oriente. III. 268)等。其中還包括一些滿漢合璧著作,如清京都二酉堂刻本《滿漢合集百家姓》、清京都聚興齋刻本《出像滿漢同文雜字要覽》、清京都永魁齋刻本《滿漢千字文》(R. G. Oriente. III. 265. 5-7)。三是一些較為實用的典籍,如清康熙刻本《新鐫路程要覽》(R. G. Oriente. III. 265. 1)、兩種雍正十二年(1734)時憲曆(R. G. Oriente. III. 265. 12-13)、雍正八年(1730)夏季《新刻官爵全覽》(R. G. Oriente. III. 267),以及清德聚堂刻本《增補萬寶全書》(R. G. Oriente. III. 266)。這些典籍均應為康和子自用,特別是儒家經典部分,康和子應對其進行了細緻閱讀,並在幾種典籍的書衣上作了大量批註。
1902年,傳信部向梵蒂岡圖書館移交了一大批漢籍,大部分為中國傳統古籍。此批漢籍主要來自以下四個途徑:
第一,巴爾貝裡尼(Barberini)家族圖書館舊藏。該家族為17至18世紀意大利豪門望族,教皇烏爾班八世(Urban VIII, 1568—1644)即出自該家族,其侄弗朗切斯科(Francesco Barberini, 1597—1679)在1626—1633年間擔任梵蒂岡圖書館第十二任樞機館員。巴爾貝裡尼家族圖書館創立於17世紀早期,在兩個世紀內收藏大量增加。該館舊藏的中文藏品數量雖然不算太多,但頗為豐富,包括西學類文獻、地圖星圖、碑帖拓片、拜帖信件等。中國傳統古籍有十部,也是從不同渠道陸續收集而來。如元至正五年梁完者泥金寫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存卷五十三、五十九(Barb. or. 148),與梵蒂岡最早入藏的卷五十六形制完全一致,明顯是同時進入歐洲的同一部書。明末凝香閣刻本《廣輿記》(Barb. or. 135)為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於1651年返回歐洲時帶回,卷中有大量西文批註,應是出於衛氏之手「本資訊為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所有,請前往本社賣場訂購,商用複製必究。」。明刻本《大明律直引增注比附條例釋義》(Barb. or. 137)應為意大利主教德爾蒙特(Francesco Maria del Monte, 1549—1627)進獻。清康熙銅版印本《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Barb. or. 147),則是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6)於1720年寄贈,卷前有西文題記,當時馬國賢尚在中國。明積善堂刻本《新刊類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錦繡萬花谷文林廣記大全》(Barb. or. 138)、明富春堂刻後印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Barb. or. 145)都有西班牙文題記,應該也是較早流入歐洲的漢籍。此外《頖宮禮樂疏》(Barb. or. 146)、《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Barb. or. 139)、《新鋟四民便用不求人萬斛明珠》(Barb. or. 140)等,也都是明代後期刻本。
第二,傳教士余天明(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a Leonissa, 1656—1737)舊藏。余天明或譯為餘宜格、餘若望、廖霓賽,意大利方濟各會會士。1684年來華,1696年奉派回到羅馬,參與”禮儀之爭”的討論事宜。其帶歸的漢籍存放於傳信部,康和子曾對其進行整理,意大利學者達仁利(Francesco D’Arelli)有詳細研究。中國傳統古籍的部分約有十餘部,比較龐雜,包括儒家經典如《詩經旁訓》(Borg. cin. 331. 5-6)、《禮記旁訓》(Borg. cin. 470),儒學類文獻如《下學堂札記》(Borg. cin. 328. 4)、《閑道錄》(Borg. cin. 328. 5)、《上諭直解》(Borg. cin. 328. 1),通俗類書如《新刻音釋古今切要事類便覽》(Borg. cin. 340. 5-6),訓蒙識字類著作如《新鐫幼學雜字》(Borg. cin. 494),曆書、地理等實用典籍如《天下路程》(Borg. cin. 439. C. f)、《大清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醜時憲曆》(Borg. cin. 439. D. b),白話小說如《西遊記》(Borg. cin. 32-33)、《玉嬌梨》(Borg. cin. 385),甚至還有《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Borg. cin. 328. 3)等佛教典籍。總體來看,也大都是較為常見的坊刻品種。
第三,法國耶穌會士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舊藏。傅聖澤於1699年到中國,先在福建、江西傳教,1711年被召進清宮。在中國二十餘年間,傅氏大量收集中文典籍,1701年在江西南昌時就已有購書記錄,到北京後又積極搜求。其在1720年離開北京時,收藏已極為可觀,這些典籍大部分被其帶走。傅氏在廣州候船期間,又補充了部分圖書品種,最終裝為十一箱,於1722年乘”孔蒂王子”號(Prince de Conti)離開中國,先到法國,其後輾轉到羅馬。這些圖書的所有權屬於傳信部,但傅氏仍可使用。1798年,法國軍隊進入羅馬,傳信部被廢除,圖書館中的典籍大量流散。留存于傳信部的傅氏舊藏漢籍,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流入英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其中一些被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獲得。約在1825年,蒙突奇將其中文藏書售給教皇利奧十二世(Leo XII, 1760—1829),其中的傅氏舊藏由此回到梵蒂岡。此外還有一些傅氏帶歸的漢籍流散在歐洲各處。如文震孟《道德經評注》自羅馬散出後,先歸德國漢學家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後賣給英國國家圖書館,書中有空白插頁和傅氏所作批註,與梵蒂岡所藏其他傅氏批註本形制完全一致。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今梵蒂岡所藏之本只存下函十冊十卷(Borg. cin. 73),鈐有”孫氏萬卷樓印”。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約翰.賴蘭茲圖書館藏有另一殘本,卷帙恰能與梵蒂岡藏本銜接,且也有相同的鈐印,明顯是同一部書。傅氏帶歸的典籍,據說總量達三四千冊之多,除《天主實義》等少數西學類書籍外,絕大多數為中國傳統古籍。梵蒂岡藏有傅氏藏書的兩種抄本
目錄,其中《十四夾板內書單》(Borg. cin. 357. 5)為傅氏北京藏書
目錄,《書單》(Borg. cin. 357. 2)為傅氏在廣州即將返回歐洲時的裝箱
目錄,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稱之為《裝箱上船書目》。此外法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有《耶穌會傅聖澤神父帶回的中國典籍
目錄》,上海圖書館藏有《傅聖澤神父乘”孔蒂王子”號船攜回之中文書籍
目錄》(Liste de livres chinois apportés sur le vaisseau nommé Le Prince de Conty par le P. Fouquet),英國國家圖書館有《傅聖澤所獲中文書籍
目錄》(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Apportés de la Chine par le Père Jean Francois Foucquet),均可反映傅氏帶歸漢籍的面貌。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曾稱讚道:”選擇之善,卷帙之多,前此西士無能及之者觀此中國書籍之
目錄,尤足證明搜集此種書籍者之學識與鑒賞。”梵蒂岡圖書館在1922年之前入藏的大部分中國傳統古籍,也都是傅氏舊藏。
第四
在線試讀
新刻今古奇觀華夷雜纂龍頭萬寶事山天下一覽不求人第1卷(存卷八、十至十五) Palat. IV. 1293
本書為明代通俗類書之一種,未署撰人,出現時間約在萬曆年間。本書卷八列有附馬府三,其中的”附馬侯”應指明萬曆九年(1581)壽陽公主下嫁之侯拱宸,”附馬萬”則指萬曆十三年(1585)瑞安公主下嫁之萬煒,由此可推斷其時代。殘存部分共七卷,每卷為一門類,依次為:卷八《官爵門》,卷十《異聞之類》,卷十一《笑談門》,卷十二《酒令門》,卷十三《琴譜之門》,卷十四《棋勢門》,卷十五《三譜門》。各卷又分上下欄,前有
目錄。從
目錄來看,其排列方式有些為先排下欄,再排上欄。如卷十二卷前
目錄為”一摘四書酒令,一摘詩詞酒令,一摘古人酒令,一摘花名酒令,一摘藥名酒令,一摘雜套酒令”,正文中”四書酒令”至”古人酒令”前三類排於下欄,”花名酒令”等後三類排於上欄。但也有不遵從此規則者,如卷十五卷前
目錄為”一選牌譜事宜,一繪牙牌式樣,一纂雙陸式樣,一纂投壺總式”,該卷自頁一至頁六前半,上下欄基本為牙牌,頁六後半上下欄及頁七上欄為雙陸,頁七下欄則為投壺。其類目設置與明代各種通俗類書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特殊者,如上文所舉卷十五《三譜門》,其餘諸書多作《八譜門》,除牙牌、雙陸、投壺外,還會收錄球譜、三弦譜、簫笛譜、鼓譜等。因其較為稀見,且有一定特色,所附版畫亦刻繪精細,故儘管為殘本,仍有其獨特價值。
梵蒂岡藏本為明萬曆刻本。該本洋裝一冊,上下兩欄,上欄十二行十二字,下欄十一行十五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雙、三黑魚尾不一。版心上題書名”一覽不求人”,中題類目與卷數(如”官爵八卷”),下題頁數。卷端題名前二字大都不清,僅卷十三可辨為”新刻”,今取以為名,卷末題名則多作”新鋟”。此本原為海德堡巴拉丁圖書館藏品,約在1623年入藏梵蒂岡,與《新刊京本大字按鑒漢書故事大全》等同為早期進入梵蒂岡的漢籍。其裝幀形制較為特殊,乃是將原書拆開,書頁攤平,左端裝訂,展開後為完整的一頁,類似於大開本畫冊。如按照西式裝幀左翻的習慣,則書頁次序為從後往前,從全書最後一頁開始。此也可證明其是早期進入歐洲的漢籍,因當時西人不明中國古籍形制,收藏者只為欣賞而不為閱讀,才會作如此改裝。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新鍥全補天下四民利用遍觀五車拔錦》殘本一冊(館藏號:Chinois 5652),與此本裝幀完全一致,且封面封底燙金花紋與徽章 都相同,應是同一時期進入歐洲者。卷八頁二、三誤倒置,卷十三頁五誤置於頁三前。
本書傳世甚罕,目前所知,除梵蒂岡外,僅丹麥皇家圖書館(Det Kongelige Bibliotek)藏有另一殘本(館藏號:OA 102-115/Mus)。經目驗,該本線裝一冊,未改裝成梵蒂岡本的畫冊形式。存卷十六至二十二,首尾俱殘。各卷具體內容如下:
卷十六:存頁十至十九。據版心所題,知為《字法門》。所存部分包括篆書百家姓、永字八法、草書,以及鳳書、蝌蚪書等奇字。
卷十七:《畫譜之門》,共七頁。述梅、竹、樹、石、山、水等畫法,以畫梅為主。
卷十八:《拳勢之門》,共四頁。收錄邵陵拳論、棍棒歌訣、拳勢奇觀、槍鈀要訣等。
卷十九:《關煞門》,共十頁。內容為”四季關”“四柱關”等小兒諸關,”大耗煞”“破碎煞”等諸煞,以及”四季十二生肖皇帝圖”“小兒過橋圖”等推算命運的簡便方法。
卷二十:《醫學之類》,共十七頁。包括藥性總賦、用藥凡例、加減十五方,以及瘧疾、痢疾、傷食、婦人、小兒、外科、眼科等方,止瀉、止嗽等藥性歌。
卷二十一:《相法之門》,共十一頁。所收者有面相部位圖並歌訣、推流年運氣歌訣、五言何知訣,以及男子黑痣、女子相法、四時氣色等各種簡要相法。
卷二十二:《夢珍門》,存頁一至九。分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雜纂、雜劇諸夢,至”夢筆點額”(上欄)、”周公夢”(下欄)止。
此本來源不明,丹麥皇家圖書館所編漢籍
目錄且猜測其為17世紀之版本。但與梵蒂岡藏本加以比對,便可發現其版式字體完全相同,內容亦類似,且卷帙前後銜接,明顯為同一部書,傳入歐洲後分藏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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