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傳播研究.2024年第2輯 (總第8輯) 荊學民 978750785731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中國政治傳播研究》是國內唯一一本以政治傳播為主題的學術輯刊，旨在為中國政治傳播研究搭建專業的學術交流平臺，推動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和學科化發展。本輯以”數字化時代的政治傳播”為主題，立足”第六屆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學術論壇”，策劃同主題筆談，彙集來自學界多領域的研究成果。原創論文主題涵蓋政治信任、政黨話語、國家形象、媒介治理、人工智能等前沿議題，力圖從不同維度探討數字化進程對國家與社會關係變遷的深刻影響。本輯延續開放、多元的學術風格，致力於為數字化時代中國政治傳播知識體系建設貢獻新視角與新思路，推動中國政治傳播研究的持續深化。

作者簡介
荊學民，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持並完成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出版《新政治傳播學》《政治傳播活動論》等著作10餘部；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280餘篇。

目錄

專題筆談：數字化時代的政治傳播
數字化時代的政治傳播變革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佟德志 朱春陽 郭小安 馬得勇
數字化時代國際政治傳播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嚴文斌 陸小華 唐潤華 孟天廣 
媒介與國家治理研究
網絡新聞消費如何增進政治信任：一項關於公共討論、私下討論與理性原則的實證研究 艾民偉 張楠 王琳斐 胡敏佳 
信息增效與自治懸浮：基層治理視角下全科網格數字化的雙重影響——基於浙西南的田野考察 張璐璐 
國際政治傳播研究
多維之鏡：基於海外視頻平臺的中國形象空間異構與情感共振 周 莉 朱霜莉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宣傳話語：生產機制、作用機理與構建路徑 吳智楠 
網絡政治傳播研究
“新黃色新聞”政治輿論風險審視及消解理路 張愛軍 張薇薇 
作為一種溝通手段：政治溝通現代化視域下的政務社交媒體評論研究 高存玲 楊清壹 
專題編譯
人工智能與政治傳播於淑婧 盛邵萱子 王思涵 趙隸陽 王哲雨 賴梅華 孫詩雨  編譯 
學界資訊
數字化時代中國政治傳播的新理論、新議題和新範式 ——”第六屆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學術論壇”成果綜述 陳碩 盧惠燕 
《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徵稿函
前 言
人類社會秩序賴以存續幾千年的”政治”還能給這個時代以”確定性”嗎？
◇荊學民
《中國政治傳播研究》（輯刊）已經出版到第 8 輯了。
當我坐在電腦前寫這個”卷首語”的時候，總是無法聚神於這一輯都有哪些內容，又應該寫些什麼，整個大腦成為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細胞的空間。想來這也不奇怪，我是一個老派的、老舊的、保守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者，信奉”存在決定意識”，因為這個時代比歷史任何時候都處於政治學所謂的”極度不穩定性”狀態。
我理解的”政治”，就是通過建構一種公認的”秩序”給社會、給國家一個確定性。古往今來莫不如此。所謂政治學，就是思考、抽象、總結出一套如何搞好政治的普遍適用的、確定性的、可代代疊加傳播的知識體系。
我理解的政治傳播，就是把政治學家頭腦中的這些所謂的知識體系”挖出來”，通過”革命式”進步和”病毒式”擴散的傳播方式應用在現實的人類社會生活之中。
但是，政治和政治傳播若離開現實的人，就都成為空中樓閣和”扯淡諞閑”了。也就是說，政治和政治傳播都依賴和取決於現實中的政治家。
殘酷的是，現實中的政治家更多是”政治玩家”。在特定的”政治玩家”面前，之前一切的政治學理論和政治傳播理論隨時都可能”歸零”。
更為可怕的 AI 時代到來，可能讓人來操作的、為人服務的”政治傳播”永遠休眠在歷史的夢中。
停止”散漫式議論”，回歸本輯內容。本輯主打一個關鍵詞：數字化時代的政治傳播。參加”第六屆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學術論壇”的八位學術大咖發表了各自的高見，編輯出來供大家享用；除此之外，一批青年才俊圍繞著”政治傳播”多角度地發表其研究成果。綜觀這一輯的內容，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充滿學術銳力。
一期期刊，這就足夠了！
寫於北京望京樾寓所
2025 年 2 月 26 日

在線試讀
數字民主的主動民意收集及其限度
◇佟德志
我們正步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時代，這一時代為各學科領域，尤其是政治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而且對民主制度及其核心——民意的收集與表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背景下，探討民意收集的現狀、優勢及存在的問題，成為政治學與傳播學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民意都被視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強調了民意在國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托克維爾在審視美國民主時，更加突出了民意的重要性。從”敬畏民意”的理念出發，我們不難發現，民意在推動民主治理與政治改革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顧歷史，民意的收集方式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深刻變革。在傳統社會，皇帝通過微服私訪、設立秘密機構、聽取大臣上奏等方式，試圖瞭解民情民意。這些方式雖有其局限性，但在信息匱乏的時代背景下，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民意收集手段。在傳統社會中，信息依賴信息的不對稱性，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的權威地位與優勢也就體現了出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民主進程的發展，民意的收集方式逐漸走向多元化與民主化。現代社會中，調查問卷、統計分析等科學方法的應用使民意收集更加系統化、規範化。而數字時代的到來，更是將民意收集推向了更加專業化的程度。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引入，使民意的收集不再局限於被動等待，而是能夠主動、實時地進行。這種變化不僅極大地提高了民意收集的效率與準確性，也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數據支持。洛克菲勒基金會的 100RC 項目，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瞭解現代民意收集工具與方法的窗口。這個項目提供的全方位調查工具，包括線上線下問卷、網絡問卷、深度訪談及實地調研等，構建了一個立體化的民意收集網絡。在此基礎上，借助定量、定性及混合模型等統計分析工具，對海量數據進行深度挖掘與精細分析，形成了對輿情態勢的精準研判。這一過程充分展示了現代民意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嚴謹性與科學性。我們最近對拜登與特朗普兩位候選人的政策影響力進行了分析，通過整合政策內容與調研數據，深入探討了民眾立場與政府政策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從民意屬性與模型一致性的角度審視，民主黨更加佔據優勢。亦即，從民意屬性角度看，美國人更喜歡拜登式文化，反映出美國民眾對其文化價值觀的認同。與調研數據相結合，我們發現民意與政治之間具備相關性。也就是說，政治是一個民意收集且根據民意調整政策的過程。數字民主的應用場景和重心在民意與傳播兩個方面。
然而，我們也應認識到，數字時代的民意收集並非完美無缺。技術的局限性、算法偏見、信息過濾與篩選機制的不完善等問題，都可能對民意收集的真實性與準確性造成影響。比如在 2016 年特朗普和希拉裡的競選中，就曾出現民意收集上的偏差。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應用雖極大地提升了信息處理的能力，但其內在邏輯、預設標準乃至操作人員的態度與技能，均成為信息收集與解讀偏差的原因。這些偏差不僅直接影響決策的質量，還可能因政府引導方式不當，如精準度缺失或摻雜私利，導致公眾輿論與實際需求之間產生顯著偏離。這進一步凸顯了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在民意收集領域的局限性，提醒我們需審慎評估其效能邊界。因此，在享受數字時代效率的同時，我們也需要不斷完善相關機制與制度，處理與判斷民意收集過程中存在的偏差問題，以確保民意收集的公正性、客觀性與全面性。
綜上所述，數字民主的發展，尤其是其對傳統民主模式的深刻影響，其核心驅動力在於對數據和對數據的處理。從”大數據政治學”到”信息政治學”或”數據政治學”的演變，它們雖名稱各異，實則均強調了信息在現代民主進程中的重要地位。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蓬勃發展，不僅引發了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長，而且對民主實踐、民意彙聚產生了深遠影響，迫使我們主動適應這一變革趨勢。這一現實亦伴隨著諸多挑戰，利益糾葛、理性缺失、信息不對稱及情感因素等，均可能引入偏差，影響民主決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儘管如此，我們亦應看到數字民主所帶來的積極面，如社交媒體拓寬了政治參與渠道，增強了政府透明度與責任感，促進了公共協商的深化，深化了陽光政府理念的實踐等，這些均為政治傳播與現代民主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並增加了新的可能。
（作者佟德志系天津師範大學副校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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