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西方音樂史.卷二.17與18世紀音樂 理查德.塔魯斯金 9787576044997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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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牛津西方音樂史.卷二.17與18世紀音樂
ISBN：9787576044997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
著編譯者：理查德.塔魯斯金
頁數：1124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74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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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著名音樂學家塔魯斯金耗時三十載獨立寫就的西方音樂通史，音樂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社會維度交叉融合的立體畫卷
《舊金山紀事報》2005年度圖書。
《華盛頓郵報》”十年十佳：古典音樂”。
迪姆斯 泰勒獎、金克爾蒂音樂圖書出版獎、2005年度霍金斯專業學術出版傑出成就獎。
沒有一頁不洞見，沒有一章 不在顛覆已有認知。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重估你認為自己所知的關於古典音樂的一切不可不讀本年度甚至本年代的音樂書目頭條。
——《環球郵報》
自《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之後古典音樂領域最重要的出版事件。
——《紐約時報》
塔魯斯金為音樂學樹立了新的標準其批評文章 和深邃的學術洞察力改變了我們對音樂的認知，打破了傳統音樂批評與音樂學，以及歷史音樂學與民族音樂學的界限，開創了音樂研究的新領域。
——2017年京都獎委員會

內容簡介
著名音樂學家塔魯斯金以博古通今的一家之論，將西方音樂從源頭至今的故事娓娓道來，成就了享譽世界、屢獲殊榮的五卷本《牛津西方音樂史》。
在第二卷《17與18世紀音樂》中，蒙特威爾第、巴赫、亨德爾、莫紮特、海頓和貝多芬等音樂巨人輪番登場，譜寫了音樂史上一個文思泉湧的時代。塔魯斯金跳出了傳統的”巴洛克”與”古典”時期劃分，著眼於音樂上真正具有變革性的重要事件——浪漫主義的誕生，並循著音樂創作的地理性遷移和對審美價值觀念的決定性重估，勾勒出了音樂家從服務者向自主個體的關鍵性轉變。憑藉出彩的洞見、回味無窮的分析，以及對歷史、文化、政治、藝術、文學、宗教和音樂之交叉作用的全景呈現，本書將是渴望瞭解這一多彩時代的人必不可少的讀物。

作者簡介
理查德 塔魯斯金（Richard Taruskin，1945—2022），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音樂學名譽教授，當代著名音樂學家、音樂史家、音樂批評家與古樂演奏家，”新音樂學”代表人物。塔魯斯金著作等身，數次榮獲世界性學術獎項（包括2017年”京都獎-藝術哲學獎”），五卷本《牛津西方音樂史》更是轟動了整個音樂學界。
譯者簡介：
甘芳萌，上海音樂學院博士，導師陶辛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西方音樂史教研室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西方音樂分會理事。研究領域為西方音樂史與西方音樂理論史。
朱雲，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師從楊燕迪教授。現任上海光啟音樂學校鋼琴科教師及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外聘翻譯。
蔡麟，上海交通大學教師。在《音樂研究》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主持完成多項省部級課題。曾在第七和第八屆”人音社杯”音樂評論比賽、西方音樂學會第三屆學術論文評獎中獲一等獎。參與編寫《西方音樂史與名作欣賞普修教程》等國家級規劃教材。
楊曉琴，四川音樂學院教授，上海音樂學院博士。近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1項，省部級科研項目10余項。主持國家一流專業1個，省級線上一流本科課程1門，省級課程思政示範教學團隊1個。撰寫並出版學術專著2部、譯著2部，主編出版文集2本，參與撰寫詞典2部，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
劉禹君，音樂學博士，星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師。在上海音樂學院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音樂史。在《音樂研究》《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等核心期刊發表文章 數篇，參與多部專著的編著及譯著的翻譯工作。
餘思韻，上海音樂學院音樂藝術研究院編譯。中山大學工學學士。星海音樂學院文學碩士（音樂文獻翻譯方向，師從任達敏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審美心理學博士在讀（師從李小諾研究員）。曾任《音樂中國》編輯助理。團中央、商務部選派第七批援塞志願者。
秦瑞瀾，上海音樂學院音樂藝術研究院編譯，”上音譯叢”執行策劃，《音樂中國》編輯助理。2016年獲西南交通大學文學學士學位（英語），英語專業八級；2019年獲上海音樂學院藝術學碩士學位（西方音樂研究-編譯）；2021年入選上海市”晨光計劃”。

目錄

引言：什麼的歷史？
前言
第一章 從蒙特威爾第到蒙特威爾第的歌劇
第二章 從豐腴到精簡
第三章 宮廷的輝煌、被推翻與復辟
第四章 階級與經典性
第五章 意大利協奏曲風格及受調性驅動形式的興起
第六章 1685年的一代（I）
第七章 1685年的一代（II）
第八章 喜劇風格
第九章 啟蒙運動與改革
第十章 器樂音樂的騰飛
第十一章 作曲家的聲音
第十二章
第一批浪漫主義者
第十三章 C小調情緒
索引

前言/序言
本卷主要聚焦於17和18世紀（為了能夠完整地討論貝多芬的器樂作品，還會稍許涉及19世紀），呈現了通常在音樂史課程中，傳統（也就是20世紀以來）音樂史斷代所謂巴洛克與古典時期所涵蓋的材料，並將這些材料置於語境之中。本書旨在作為這些課程的配套，但同時也希望能夠為這些課程賦予新的內容。書中給出了大量理由，說明baroque（巴洛克）和classical（古典）這兩個術語以及它們所象徵的傳統斷代已經過時。這兩個術語對於現在與之相關聯的作品來說都已不合時宜。形容詞”巴洛克”最早於18世紀而非17世紀應用於音樂——當時是個貶義詞。”古典”這個形容詞則是在19世紀30年代首次用於我們現在所指的作曲家，當時他們都已去世。這些作曲家的去世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古典化”了，但從其他任何方面來看，這個詞都具有誤導性。
與其說本書的內容包含兩個”時期”，不如說它涵蓋了歐洲音樂史上幾次重大事件或者說分水嶺。首先是歌劇作為一種體裁和一種制度，確立了歐洲戲劇藝術的中心地位。本卷開始於這種新的戲劇形式的最早兩部傑作，皆出自克勞迪奧•蒙特威爾第之手，但其創作目的卻大相徑庭，甚至截然相反，因為它們分別起源于貴族宮廷（《奧菲歐》）和公眾劇院（《波佩亞的加冕》）。這種社會性質的差異提供了一個範式，在後續章 節 中繼續探討這一體裁的歷史時，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這一範式。歌劇的更早期歷史（或”史前史”），是《牛津西方音樂史》卷一最後一章 的主題，涉及”單聲”風格（獨唱/獨奏聲部由一件彈撥和絃的樂器伴奏，該樂器的記譜由數字低音構成）到興起，該風格模擬了假想中的古希臘戲劇朗誦，取代了16世紀極為複雜（或者說”被完美化”的）複調風格。
由此達成的通奏低音織體，在之後一個半世紀的歐洲音樂中變得無處不在，這個時期與通常所謂的巴洛克時期完全吻合，該織體為該時期提供了一種更好（因為具體化了）的描述。將”通奏低音”時期作為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的概念，有兩個額外的優勢：它將注意力集中於和聲之上，這一音樂領域在17世紀經歷了最激進的發展，最終大小調的調性成為音樂形式的統領者（以及生成者），形成極度的精工細作。由和聲統領或者決定的新的形式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17世紀下半葉器樂音樂的驚人崛起，到了18世紀，器樂音樂已經可以與聲樂音樂爭奪優勢地位，而至本書所覆蓋時期的末期，器樂音樂實際上已經取得了主導地位。
器樂音樂的主導權超過了聲樂，不僅是形式組織的一次勝利，也體現了新的美學理想即浪漫主義的勝利。觀察到這一點，就能發現將本書（以及與本書配套的課程）的內容從傳統的、虛構的巴洛克/古典時期劃分轉向真正反映當代事件的時期劃分的最終優勢。並不存在某種可以稱之為”巴洛克”或者”古典”的”崛起”的重大事件，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浪漫主義的產生是當時的真正事件，是音樂上具有變革性的重要事件，在風格與表達內容上都有所反映。此外，它還是一個思想的轉折點，改變了人們對藝術家的理解。
因此，至關重要的就是為浪漫主義的興起提供適當的背景，也就是18世紀晚期社會、歷史與思維層面的各種潮流，儘管在傳統時代分期中，19世紀才被稱為浪漫主義時期。浪漫主義顯然是18世紀的產物，這一點在我們的敘事界限中得到了強調。
正因如此，貝多芬（除了他唯一的歌劇）被包含在本卷而非下一卷的範圍內。貝多芬富有創造性的職業生涯開始於18世紀末，他富有創造性的個性也形成於此時，這一點有時會被歷史學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及接下來迫在眉睫的冷戰環境下寫作的歷史學家——引證為貝多芬本質上的古典主義以及（在查爾斯•羅森1970年那本被人們廣為閱讀的《古典風格》中尤為堅持的）他未受任何浪漫主義薰染。這個讓20世紀歷史學家費力勞神的問題——貝多芬屬_xFFFF_古典主義還是浪漫主義——對於這些歷史學家自己的時代很有啟發；但對貝多芬所處的時代卻毫無意義，因為當時還不存在與浪漫主義相對的”古典主義”的概念，這個問題對於貝多芬而言毫無意義。貝多芬在18世紀最後幾十年走向成熟，這非但沒有為他提供抵禦蓬勃發展的浪漫主義的保護屏障，反而恰恰使其成為此種蓬勃發展的直接體現。
若想不借助過時的或本質主義的”時期”概念，而為本卷相關內容再作定位，另一種方式就是將起始與結束的境況進行對比。當本卷的大幕拉開時，舞臺上的主要人物蒙特威爾第，是意大利的聲樂大師。當本卷的大幕落下時，舞臺上的主要人物貝多芬，是德國的器樂大師（即便不及蒙特威爾第那般全面，但毫無疑問是該領域內的大師）。這兩方面的變化，即一方面音樂創作的地理性遷徙，另一方面審美價值觀念上的決定性重估（在此過程中，”美學”［esthetics］作為一個術語和學科領域順勢誕生），總體上構成了本書內容的追溯軌跡。
另一個變化，也許同樣重要：蒙特威爾第與貝多芬都是擁有強烈個性與意志的人。他們絕非謙遜之人，都留下了大量體現他們自我價值意識的證據；事實上，他們都是音樂史舞臺上最能夠呈現戲劇性人格的個體。強大的個體，以及他們所處環境對其的助益和約束，這一動態或辯證關係，一直以來都是藝術史的主要話題。這種辯證關係在本卷起始與結束的兩位主角之間形成的最為強烈的對比中被勾勒出來：蒙特威爾第的職業生涯服務于宮廷、市民與雇用他的投資性企業；他很難想像出音樂家之外的社會身份。貝多芬整個成熟的職業生涯中並無任何正式的隸屬關係；儘管他確實接受貴族資助，但他能夠以蒙特威爾第無法想像的自由度決定寫什麼以及何時寫。藝術家的社會解放（或者說是社會摒棄？）也許是本書所涉及最龐大的主題。本卷並未完整地對這個故事加以敘述。蒙特威爾第的地位與預期是由前一卷描述的各種發展所形成的，貝多芬的地位與預期引領了後續幾卷描述的方向。但是，從服務人員向自主個體的關鍵性轉變，是在我們現在敘述的過程中發生的，這是音樂作為創造性藝術的發展歷史中最重大的一次社會性轉變。若非這一點，本卷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理查德•塔魯斯金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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