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莊春波(1950—2001),山東濰坊人,歷史學者,濟南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山東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論文60餘篇,出版著作《漢武帝評傳》、《濟南簡史》(合著)、《古史鉤沉》(先秦秦漢史論文集)、《齊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齊名臣》、《墨學與思維方式的發展》,參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 秦漢卷》第十四章,撰寫《兵制》篇。2000年被評為濟南市科學技術拔尖人才。
精彩書評
《漢武帝評傳》是莊春波先生生前學術研究最後一項重大項目,也是他學術生命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全書40余萬字,第一次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切入,對中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君主之一——漢武帝進行全面系統的評述,就傳主本身所蘊含的思想文化意義以及影響作出可信的詮釋,從而大大深化了漢武帝與整個秦漢思想史的研究,並為探索歷史上傑出人物的思想研究的途徑、方法提供了具有規範意義的啟迪。春波先生是性情中人,思想觀點非常鮮明,學術個性十分高揚,才氣、史識卓犖不群,遣字、用句淋漓酣暢,這是全書突出的優點,也是全書生機盎然的顯著體現。
黃朴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前言/序言
劉徹及其時代的精神面貌究竟是怎樣的?真正可供研究劉徹思想的直接記錄不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劉徹同時代的史學家司馬遷的不朽著作《史記》了。《史記》的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通過《史記》能照觀劉徹。李長之先生說:
漢武帝在許多點上,似乎是司馬遷的敵人,抑且是司馬遷所瞧不起,而玩弄於狡猾的筆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有許多相似處,而且太相似了!漢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馬遷表現在學術上。”天人之際”,”古今之變”,”一家之言”,這同樣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亞歷山大,司馬遷就是亞裡斯多德(當為希羅多德)。這同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而已。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漢武帝的人格是相當複雜的,而司馬遷的內心寶藏也是無窮無盡!
這不啻是說,司馬遷和《史記》是漢武帝時代和劉徹精神世界的一面鏡子!
人們常以班馬並稱。班固《漢書》補充了不少《史記》未刊史料,很有價值,但就歷史觀和精神境界而言,班馬相差不可以道裡計。《史記》寫劉徹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具有第一位的史料價值;司馬遷崇儒,但不排斥百家,他是”子學時代”具有獨立人格、學風和文風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與被關進經學和皇權主義籠子的班固大不相同;《史記》未被皇權主義同化,司馬遷與劉徹有過思想碰撞和交鋒,《史記》具有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這正是用”正統”觀念看司馬遷和《史記》的班氏父子所反對的”異端”。
班彪論司馬遷:
其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 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班固論司馬遷:
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學術的”醇—雜”是御用文士們裁量文章 的正統標準。”大敝傷道”“謗書”,是歷代醇儒貶抑《史記》誅心史遷的主要罪狀。”謗”最初不過是原始民主主義的一種民眾議政形式。王權異化,暴君專政,佞臣”彌謗”。故所謂”謗書”說實不必為史公諱,反而是他反對精神專制和堅持獨立人格的重要資證。劉徹乃一代偉人,司馬遷亦一代偉人。對他們兩人不能用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的簡單化二值判斷。這是歷史人物評價之悖論的典型案例。劉徹本人有才,也愛奇才。但是,他的人格又相當複雜,有其陰暗的一面。面對司馬遷,他有一種潛意識的自卑和忌妒。劉徹雅好”文學”,為之傾注了不少心血。中國素有唐詩、宋詞、漢文章 之說,漢文章 中又有”文章 兩司馬”之說。劉徹欲讓自己的精神籠罩天下,侍臣司馬相如已在劉徹精神籠罩之下,但劉徹深知自己的精神遠不足以籠罩另一個司馬,充其量他只能把司馬遷的肉軀關進精神”大一統”的鐵籠。漢魏之際王肅說: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司馬遷公然揭櫫漢家秘不示人的”南面之術”,實為皇家之大忌。劉徹既加司馬遷以腐刑,還想繼續用他。這種辦法只有劉徹才使得出來:他既愛司馬遷之曠世奇才,又要斷其”靈根”,使之無望繼”統”——現代人對這種心態恐怕很難理解。司馬遷之足以為劉徹置鑒以耀後世者,正是他身可閹而史不可閹的精神。劉徹之刪削景、武《本紀》,使這面歷史之鏡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面紗。班固修《漢書》,補寫大量資料,不乏整齊修訂之功,但他譏諷司馬遷”是非頗繆于聖人”,足見已失《史記》之精神;司馬光撰《資治通鑒》,以己意取捨褒貶,使劉徹的面目更加朦朧了。儘管如此,司馬遷和他的《史記》畢竟仍是劉徹及其時代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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