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 《中國抗戰》編寫組 978752073836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1931—1945 年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是中國人民
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本書以大量的權威檔案資料為基礎，堅持14 年抗戰史觀和大歷史觀，對中華民族的浴血奮戰以及抗戰中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進行全景式的描述，準確精當地重述了那場影響中國人命運的戰爭，全面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

作者簡介
《中國抗戰》編寫組成員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勇，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嚴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張德明， 杭州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胡悅晗，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李軍全等，他們均是中國近現代史、中日關係史、抗日戰爭史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新銳學者，在國內頂級刊物發表過相關文章 。

目錄

我們今天應該怎樣重述那場戰爭（代序） 001
第一章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的加深與民族覺醒 061
一、東北問題由來：日本佔領東北與偽滿洲國成立 061
二、東北人民的抵抗 068
三、救亡運動的興起 074
四、長城抗戰與《塘沽協定》 081
五、《何梅協定》《秦土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 089
六、一二 九運動與綏遠抗戰 097
七、西安事變 104
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111
第二章 全民族奮起抗戰 116
一、盧溝橋事變：全民族抗戰的起點 116
二、蔣介石對日主張的變化 129
三、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規劃全國抗戰 139
四、逐步轉向戰時經濟 149
第三章 全民族抗戰初期的對日作戰 163
一、華北戰場 163
二、淞滬抗戰 175
三、遷都 187
四、南京淪陷與南京大屠殺 195
五、遊擊戰 205
六、海空作戰 210
第四章 全民族抗戰初期的外交與文化 220
一、全民族抗戰初期的中外關係 220
二、文化界的抗戰救亡活動 241
三、華僑對抗戰的支持 254
四、全民族抗戰初期知識界的抗戰認識 266
第五章 日偽政權的建立及其在淪陷區的統治 281
一、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282
二、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293
三、汪精衛出走 301
四、汪偽政權建立 310
五、日本在淪陷區的掠奪 322
第六章 希望：敵後抗日根據地 336
一、紮根於敵後 337
二、民主的政治 356
三、自給的經濟 364
四、通俗的文化 380
第七章 經營大後方：抗戰基地 397
一、政治中樞內遷與政治中心轉移 397
二、工廠內遷與經濟中心西移 408
三、教育內遷與文化中心西進 421
四、大後方的文化生活與文化人 431
第八章 全民族抗戰中期的戰場 443
一、中日兩國在相持階段的戰略調整 443
二、敵後戰場 450
三、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 469
四、海空軍對日作戰 484
第九章 抗戰與建國：憲政運動與聯合政府 502
一、全民族抗戰時期的政黨政治 502
二、國民參政會與戰時政治參與 511
三、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 519
四、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 530
五、中共與聯合政府主張 546
第十章 抗戰勝利：民族復興的起點 553
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553
二、中美關係的發展 558
三、中國戰場格局的改變 565
四、局部反攻 591
五、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599
六、中國參與戰後秩序安排 612
主要參考文獻 625
編後記 639

媒體評論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並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華兒女前赴後繼、勠力同心，付出巨大犧牲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譜寫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篇章 。
——摘自2025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以史為鑒 共創未來》的署名文章
80年前，我們經過奮起反抗，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偉大勝利。80年後的今天，我們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做歷史記憶的守護者、發展振興的同行者、國際公平正義的捍衛者，攜手為人類前途命運爭取更加光明的未來。
——摘自2025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以史為鑒 共創未來》的署名文章

在線試讀
走上戰爭
濟南五三慘案的發生極大地激化了中日之間的矛盾，兩國從相互惡感逐步走上戰爭。從這個方面說，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既是濟南五三慘案發生的背景，也是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並最終訴諸戰爭的一個因素。
1927年，廣州國民政府主導的北伐持續推進，進入江浙地區。在此期間，蔣介石獲得了金融資本家的大力支持，並在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影響下，與共產黨決裂。共產黨從聯合北伐的合作夥伴變成蔣介石、國民黨”討伐”的對象，不得不退出城市，回到農村，逐步建立革命根據地，等待時機，等待大格局的改變，重返更大的政治舞臺。
由於北伐的訴求就是顛覆1912年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重建一個孫中山及革命黨人所給出的政治架構，因而自北伐開始，國民政府奉行的”革命外交”路線就不同於北京政府的”修約外交”。北京政府雖然並不完全認同近代以來中國和外國所達成的全部協議，但對這些外交協議，一直採取與各國談判協商的方針，承認這些條約的簽訂有歷史的原因，對於不合適的條款，尊重歷史，尊重國際通行規則，逐步修改。
反觀國民政府，在國共合作後，孫中山的思想主軸是團結國內外各種力量，對內打倒軍閥，對外反抗帝國主義。他們將近代以來的中國外交描述成備受列強欺負，被動、被迫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因而要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人的種種束縛，包括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主權、爭取關稅自主權、恢復司法獨立和終結領事裁判權、掌握內河航運權、驅逐外國軍事基地並收回駐紮權，以及收回先前委託外國人管理的郵政等關鍵權限。在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看來，這些都必須收回，不論外國人是通過什麼方式獲得的。
“革命外交”就是以革命的方式解決近代以來形成的所謂條約體制，不必顧忌過去這些條約所形成的歷史條件、慣例，運用大膽而激烈的手段，憑藉強大的民間輿論，強行將過去的條約或廢除，或修改，只要合乎他們所以為的中國利益。更進一步的目標，則是修改國際規則。用留學過歐洲的國際法學家周鯁生的話說，”革命外交”的根本要義就是要”打破一切傳習成見和既存的規則”，甚至”對於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革命外交”就是不要再那樣文質彬彬，溫文爾雅，由職業外交官進行和平交涉，而是要”利用民眾勢力”採取主動攻勢，”遇事生風”，”小題大做”，簡言之，就是”流氓式外交”，而不是紳士式外交。按照這樣的原則，北伐軍在進軍途中，確實做到了一路走一路收回主權。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清朝簽署的條約，北伐軍一律以武力、實力推翻或者收回，諸如海關附加稅，九江、漢口英租界等，都是這個時候回到中國手裡。
“革命外交”是一個偉大的舉措，其本質是愛國、正義。但同時應該看到，”革命外交”所要顛覆的是華盛頓體系，因為華盛頓體系成立的前提就是中國承認之前與各國的條約繼續有效，尊重、保護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革命外交”不再顧及《華盛頓條約》，這顯然有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
北伐軍及後來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遭到了帝國主義的抵制，但畢竟時代不一樣了，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與新政權南京國民政府過分糾纏。世界足夠大，他們可以去開拓更多的地方。何況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者是江浙地區的資本家，內部的高官尤其是財經高官，相當一部分來自歐美名校，因此他們相信，南京國民政府遲早會接納、容忍國際資本的進入。
但中國的近鄰日本不像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那樣。近代以來中日關係雖然跌宕起伏、時好時壞，但總體而言，中日兩國的經濟聯繫因地緣遠大于歐美諸國。甲午戰爭以後，日本軟硬兼施，先後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其中最為突出的，莫過於日本人一直念茲在茲的所謂”滿蒙權益”。包括旅順港和大連灣租借地、”南滿”鐵路經營權及其附屬地租期，以及治外法權、關稅自主等方面。中日之間原本就存在不同的想法，而”革命外交”的刺激，讓這些不一樣的想法持續擴大。
1929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司法院副院長張繼赴日談判治外法權撤廢，日本以各種利害加以拒絕，提出中國連年內亂，中央權力不彰，司法官本身的素養嚴重缺欠，學識與才能均不具備，貿然撤廢治外法權，在沒有司法獨立的中國，司法官為了保留自己的地位，勢必迎合官吏，在中國的外國人自然會對法治環境感到恐慌。
至於”滿蒙問題”，日本政府更不願意與中國方面進行討論。不論是”關東州”的租借，還是”滿鐵”的權益與管理，日本都認為原有條約必須維持，根本不存在國民政府提前收回，或修改條約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中日之間另一個爭議焦點是關稅自主權。1928年前後，美、英、法諸大國相繼接受了國民政府的要求，陸續歸還了關稅自主權，唯日本一拖再拖，無意解決。20世紀30年代初，中日兩國談判代表就此進行磋商，日本政府原則同意了中國政府重訂關稅協定的要求，但在議定關稅的商品種類方面設置了許多新的條件。經過極為艱難的談判，中日達成新條約，日本同意將關稅自主權交還給中國，中國答應給日本最惠國待遇。
中日之間最大的難點還在”滿蒙問題”上，這是中日兩國走上戰爭的關鍵點。
日本是一個島國，自然資源、市場規模都很有限。明治維新讓日本獲得了巨大成功，那時的日本人就發願要登上大陸，與歐美諸強競爭，稍後的甲午戰爭，以及日本刻意索要臺灣、遼東半島，其實就是要以臺灣為跳板踏上大陸，以遼東半島為起點，通過西伯利亞，抵達歐洲，進而真正完成”脫亞入歐”的宏偉目標。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干涉而歸還中國，但日本並沒有放棄通過東三省進入歐洲的戰略構想。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大勝，兩國簽訂《朴茨茅斯和約》，日本獲得了”南滿”鐵路經營權、遼東半島租借權，從俄國人手裡奪取了相當豐厚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日本肆意擴大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存在，在鄭家屯設立巡警署，製造鄭家屯事件，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其駐兵權。”二十一條”交涉之後，中日簽署《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日本由此延長了旅順港、大連灣以及”南滿”等鐵路的租借期限，獲得了在”南滿”租借土地經營工商業和農業等權力。然而等到北伐開始，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讓日本感到恐慌緊張，按照北伐軍在南方的做法，日本幾十年來在”滿蒙地區”所獲得的特殊利益將化為烏有。於是日本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進而借著英美法等西方大國深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無暇東顧之際，製造柳條湖事件，即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此為由頭出兵佔領中國東北大部分領土。更進而，九一八事變引發溥儀之”滿洲複國主義運動”，日本通過與溥儀簽訂所謂的議定書，獲取在中國東北無限期駐軍的權益。東北完全落入日本人手裡，亡國危機突然籠罩全國，抗日救亡迅即成為中國政治最大的主題，十四年戰爭由此開啟，而八年抗戰也由此進行最積極的準備、醞釀。

詳細資料或其他書籍請至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查詢，查後請於客服中心或Line或本社留言板留言，我們即儘速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