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張蔭麟是20世紀學貫中西的卓越代表,也是中國新史學方法論的前驅。其平生志在通史,在史學方法論和歷史哲學上建樹卓著。
作為張蔭麟晚年擬編但迄今未出版的史學論著,本書原為四篇,現在此基礎上,增補其關於歷史科學、治史、歷史教材編寫方面的重要著譯論文近20篇。較為系統地反映張蔭麟關於通史編撰的重要性、史實的選擇、統貫史實的”秩序”以及表述方式等重要治史思想和方法。
作者簡介
張蔭麟(1905-1942),著名學者、歷史學家。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同年考取”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國斯坦福大學,1934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專任講師。後在西南聯大任教。代表作《中國史綱》》,廣受大眾及史家讚譽。
其治學規模宏遠,約博雙精,和梁啟超一起被譽為”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兩個開山大匠”。
目錄
目錄
序 言
論史實之選擇與綜合
論傳統歷史哲學
歷史科學(譯)
近代西洋史學之趨勢(譯)
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
關於”歷史學家的當前責任”
歷史哲學的根本問題
哲學與政治
論中西文化的差異
歷史之美學價值
論作史之藝術(譯)
《古石刻零拾》序
致張其昀信
中學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會徵稿啟事
關於中學國史教科書編纂的一些問題
關於高中本國史教科書之討論
編後記
前 言
序 言
中國近代史學自從胡適、傅斯年一派佔據主流以後,研究趨於專門化和考據化,賀昌群謂為”論文寫作或專題研究的時代(Age of Monograph History)”,[1]通史的寫作和需求因此無形中被忽略。最明顯一例,便是1904-1906年出版的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經過專家評選,在1933年被商務印書館列為”大學叢書”,引起錢穆、繆鳳林、陳登原等追求博通的學人的廣泛批評,[2]激發起一輪撰寫新通史的熱潮。即便是號稱要”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傅斯年也認識到通史之作有其現實需要,故而推薦留學生身份的張蔭麟撰寫通史,以作中小學歷史教本。[3]
事實證明,傅氏的選擇確有眼光。張蔭麟的《中國史綱》最終僅寫至東漢,但是甫一出版,就大受好評,至今仍膾炙人口(重印版本至少已超百種)。童書業的書評認為:”既有豐富之史學知識,又具通貫之史學眼光;深入淺出,人人能解。在當代通史作品中,允稱佳著。”[4]金毓黻在日記中也指出:”覺其敘述之樸實深刻,殊非並世諸作所能及。”[5]然則論者多著眼於蔭麟之特具通識或文字優美,對其通史理論的哲學性欠缺深切的討論。[6]特別是其編纂的《通史原理》一書較為完整地反映出其歷史哲學的綱領,卻少人加以全面、綜合的解析,使其哲學思維批判下的通史理想無法彰明。以下所論,旨在辨析《通史原理》的篇目源流、知識背景和著譯爭議,並嘗試從史、哲互動的角度探討張蔭麟通史寫作的理論底蘊。
[1] 賀昌群:《哀張蔭麟先生》,《理想與文化》第2期,1943年1月,第3頁。
[2] 公沙(錢穆):《評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大公報 圖書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繆鳳林:《大學叢書本國史兩種》,《圖書評論》第2卷第8期,1934年4月;陳登原:《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圖書評論》第2卷第11期,1934年7月1日。
[3] 傅斯年向陳寅恪提出,修史”非留學生不可”,同時應是”博聞而又有志史學,而又有批評的意覺者”,蔭麟無疑符合這一條件。見《傅斯年致陳寅恪》(1929年9月9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劄》第1卷,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1年,第227頁。陳氏後來向傅斯年推薦張蔭麟入北大教通史未成,但”其人記誦博洽而思想有條理”的評語相信已給傅氏留下深刻印象。參見李欣榮:《主流與旁支:張蔭麟與民國學界》,桑兵、關曉紅主編:《先因後創與不破不立:近代中國學術流派研究》,三聯書店2007年。
[4] 童書業:《評張蔭麟<中國史綱>第一冊》,上海《東南日報》(文史版),1949年2月20日。
[5] 金毓黻:《記張蔭麟》,陳潤成、李欣榮編:《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84頁。
[6] 許冠三對於張蔭麟的通史方法論評價甚高,所論直探本源。見其《張蔭麟:既是科學亦是藝術》,《新史學九十年》,岳麓書社2003年,第73-76頁。另可參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6期,1978年5月。楊俊光論析張氏對於各種歷史哲學的批判性看法,參其《批判與革新:南粵史家張蔭麟歷史哲學管窺》,《貴州文史叢刊》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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