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張蒙 978755987914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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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ISBN：9787559879141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
著編譯者：張蒙
頁數：252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73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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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眾
1 一部口罩史，半部東亞衛生史。從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1921年東北鼠疫，到”新冠疫情”，口罩出現在幾乎每一次重大衛生事件中，它不僅是防疫的工具，更是醫療知識傳播、身體管理與社會秩序建構的象徵。
2 戴上口罩才能夠正當地咳嗽？醫療現代化原來是這樣推進的。疫病當前，呼吸之中暗藏危機，不隨地吐痰、戴口罩的衛生文明宣傳經歷了漫長的普及過程，對口罩態度的變化體現了百年來東亞社會在面對傳染病時的醫療體制變革與現代化訴求。一片看似簡單的口罩，蘊含了國家、社會與技術如何共同面對傳染病挑戰的複雜歷史。
3 一片小小的口罩，蘊含了東亞世界複雜的政治與社會文化演變。”伍連德口罩”不僅是防疫手段，更是清政府穩固地區主權的現代性工具；日本學習西方，早早引入口罩，卻直到鼠疫來臨才真正認識到它的價值；而在韓國，因被認為攜帶殖民記憶，口罩長時間被大眾抵制。口罩的普及不僅僅是醫學、科學知識宣傳的過程，也是政策力量、社會輿論等公共博弈的結果。
4 重新審視後疫情時代的沉重注腳。口罩這一普通之物承載著太多鮮活的集體記憶，引發我們重新思考社會治理、技術政治等重要問題，如果我們能更早一些理解口罩的歷史與意義，也許能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時，更好地理解集體的困境與脆弱。

編輯推薦
口罩誕生于醫學、運用於苦難。不管是針對傳染病防治還是防範空氣污染，帶上口罩，就能如此鮮明地展示人類對”呼吸潔淨空氣”這一最基本的公共問題的介入。口罩不僅僅是醫療用品，更是一種象徵，象徵國家可以管理我們的呼吸，干預我們的身體，不斷重塑公共秩序。
《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以口罩為線索，深入挖掘近代東亞社會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醫療實踐，描繪衛生與政治的互動，展現國家與個體、國家與國家之間微妙的政治圖景。通過追溯歷史，我們不僅能夠理解口罩如何誕生，更能理解不同地區、不同文明在面對”非典”“新冠疫情”時或相似或相異的應對。
在關於疫病的記憶仍然鮮活的時候，在對疫病的創傷恍如隔世的時候，這一部關於口罩的物質史或許能夠解答許多問題。始于東北雪原的衛生革命，最終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編織成我們與病毒共處的現代性記憶。它既遙遠，又無處不在；既是歷史，也是當下。

內容簡介
口罩，這件如今深刻嵌入我們生活習慣與生命記憶的醫療用品，其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
現代口罩誕生於19世紀末，隨著20世紀初香港鼠疫、東北鼠疫、西班牙大流感等數次疫情的暴發，口罩在政府政策、現代醫學與社會思潮的角力下，作為政府與醫學界宣傳推廣的防疫用品，在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推廣開來。
口罩的普及不僅僅是醫學、科學知識宣傳的過程，也是政策力量、社會輿論等公共博弈的結果，對這件物品的探究揭開了近現代政治、文化、社會史的沉重一角。

作者簡介
張蒙，現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科學技術史博士後。曾任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醫療史，旁涉東亞科技史。

目錄

導言：東亞的口罩世紀張蒙
口罩的歷史伍連德
鼠疫口罩：個人防護裝備在防疫中的視覺顯現［英］克裡斯托 蘭特裡斯
“伍氏口罩”的由來張蒙
口罩與地緣政治：理查德 皮爾森 斯特朗的東北鼠疫照片，1910—1911［美］禹夏
日本和亞洲的新冠政策歷史背景［美］安德魯 戈登
日本的鼠疫口罩：思考1899年德國的辯論和大阪醫患的苦難［日］住田朋久
日據時期朝鮮衛生口罩的出現與普及［韓］玄在煥
關於東亞戴口罩社會歷史的若干思考［韓］玄在煥、［日］瀨戶口明久、［美］白玫
注釋

精彩書摘
鼠疫口罩：個人防護裝備在防疫中的視覺顯現[＊ 原文刊載信息：Christos Lynteris， Plague Masks: The Visual Emergence of Anti-Epidemic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Medical Anthropology， Vol 37， No 6， 2018， pp 442-457。]＊
［英］克裡斯托 蘭特裡斯[＊＊ 克裡斯托•蘭特裡斯（Christos Lynteris），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醫學人類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疫病的人類學與歷史研究，重點關注人畜共患疾病（如鼠疫、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和新型冠狀病毒）、流行病學知識體系、視覺醫學文化及殖民醫學等。研究項目涉及近代以來中國的疫病危機與社會治理、中俄邊界的齧齒動物與傳染性疾病等。]＊＊
趙怡晨 譯
在香港主要報紙《南華早報》周日刊的封面上，一個棉質口罩以對角線構圖橫跨白色圓圈，被”印戳”在上面。在幽暗的血紅色背景上，在”印戳”的醒目視覺裝置之下，我們能夠交替讀出三種新型傳染疾病的不祥縮寫：H7N9（禽流感），SARS（非典型性肺炎）和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它們排列著，就像是厄運的基因序列。這一奇特的視覺組合充當了流行病學意義上的”停止”標誌。2013年12月1日，《南華早報》的封面標題用較小的字體解釋道：”壓力和緊張。香港和病毒永不停息的鬥爭。”這一期的封面故事，與同年紀念香港SARS疫情十周年的類似專題文章 一樣，包含了引人注目的圖像。大多數圖像捕捉到的在不同背景中的人物，都戴著各種各樣面部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PPEs），如：”北京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穿上防護服”[[[] Sarah Lazarus， “Germ Warfare: Hong Kong’s Never-Ending Fight Against Viruses”， Post Magazine， 2013， December 1， pp 20–24 ]]；一個七歲的女孩（北京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戴著藍色的外科口罩，和她的玩具兔子一起躺在病床上，還有一個戴著護目鏡和橡膠面罩的”怪人”正直面著鏡頭；”一位麥加附近的朝聖者戴著口罩，以避免感染中東呼吸綜合征”；五位戴著頭巾和護目鏡、身著白色防護服的”衛生工作者在加德滿都附近的一次撲殺行動中抬走裝有死雞的袋子”。[[[] 參見http: www scmp 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367769/germ-warfare-hong-kongs-never-ending-fight-against-viruses。]]將這些圖像放到一起，口罩便充當了一種意義層累的次級能指符號（second-order signifier）。通過將新型病原體組裝、整合為一種切實存在的風險，這一圖式實際上也為控制”下一場大流行”的科學手段提供了辟邪式的承諾。
無論是出於紀念”非典”，還是為了讓香港居民準備好面對勞裡 加勒特（Laurie Garrett）所稱的”逼近的瘟疫”[[[] Laurie Garrett， 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出版物中的口罩似乎具有某種護身符性質，使人類能夠在大流行的”世界末日”邊緣堅持下去。與此同時，自2003年全球SARS疫情暴發以來的十五年間，個人防護裝備在傳染病防控中的作用和效力如何，也成為科學界激烈辯論的話題。近來情況更是如此，因為在埃博拉疫情暴發的背景下，個人防護裝備的預防效力和使用風險受到檢視。[[[] L M Casanova， L J Teal， E E Sickbert-Bennett， D J Sexton， W A Rutala， D J Weber， and CDC Prevention Epicenters Program， “Assessment of Self-contamination During Removal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Ebola Patient Care”， Infection Control & Hospital Epidemiology， Vol 37， No 10， 2016， pp 1156–1161
C R MacIntyre， A A Chughtai， H Seale， G A Richards， and P M Davidson， “Respiratory Protection for Healthcare Workers Treating Ebola Virus Disease (EVD): Are Facemasks Sufficient to Meet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bligation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Vol 51， No 12， 2014， pp 1421-1426
R Reidy， T Fletcher， C Shieber， J Shallcross， H Towler， M Ping， L Kenworthy， et al，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Solution for UK Military Medical Personnel Working in an Ebola Virus Disease Treatment Unit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 Vol 96 No 1， 2017， pp 42–48 ]]對這一話題的討論也與對流感[[[] F Bin-Reza， V Lopez Chavarrias， A Nicoll， and M E Chamberland， “The Use of Masks and Respirators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of Influenz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nfluenza and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 Vol 6， No 4， 2012， pp 257-267
N C J Brienen， A Timen， J Wallinga， and P F M Teunis， “The Effect of Mask Use on the Spread of Influenza During a Pandemic” Risk Analysis， Vol 30， No 8， 2010， pp 1210-1218
B J Cowling， Y Zhou， D K Ip， G M Leung， and A E Aiello， “Face Masks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of Influenza Virus: A Systematic Review”， Epidemiology and Infection， Vol 138， No 4， 2010， pp 449-456 ]]、肺結核[[[] C R Biscotto， E R P Pedroso， C E F Starling， and V R Roth， “Evaluation of N95 Respirator Use as a Tuberculosis Control Measure in a Resource-Limited Set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Vol 9， No 5， 2005， pp 545-549 ]]、SARS[[[] Q Syed， W Sopwith， M Regan， and M Bellis， “Behind the Mask Journey Through an Epidemic: Some Observations of Contrasting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to SARS”，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Vol 57， 2003， pp 855-856 ]]等空氣傳播疾病的研究有關。同樣盛行的還有大量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關注公眾對防疫口罩的看法以及其社會影響，或者更籠統地說，是關注在流行病背景下用於限制傳染的口罩。[[[] Y C Chuang， Y L Huang， K C Tseng， C H Yen， and L -H Yang，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Protective Behavior Intentions in an Influenza Pandemic”， PLOS One， Vol 10， No 4， 2015， pp 1156-1161

前言/序言
導言：東亞的口罩世紀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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