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 梅俊傑 978755204580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品所在地：中國大陸
原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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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重商主義-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
ISBN：9787552045802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
著編譯者：梅俊傑
頁數：297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72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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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編者多年來對重商主義問題展開研究，細查經濟學從重商主義向自由主義的範式轉移，著意總結相關的經驗教訓，積累了相當豐厚的成果。基於此，編者以”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為主題，從眾多英文資料中編譯本書，論及世上主要國家與重商主義相關的理念與事件，旨在厘清重商主義這個面廣量大、內容龐雜的歷史存在，為今人在接觸重商主義時，提供一份總體性導覽。作為一本學術專著，本書的翻譯出版，也為國內的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內容簡介
重商主義到底是混淆貨幣與財富、追求壟斷尋租、政府干預無度、排斥市場機制、背棄自由貿易、慣於以鄰為壑，還是通過金銀積累、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就業促進、國家干預、強權打造、殖民擴張，促成了西方國家的趕超發展？
為探解重商主義這個眾說紛紜的經濟現象，本書輯錄了約翰 霍洛克斯（John W Horrocks）、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Wilson）、西爾維亞•梅西納（Silvia A Conca Messina）、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as）、奧特弗裡德 加貝（Otfried Garbe）、弗裡德裡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九篇論作。
這些名家名篇均由編者在國內首次譯成中文，有助於總結重商主義作為國家趕超戰略的歷史經驗，其中霍洛克斯的《重商主義簡史》、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導言》、漢密爾頓的《關於製造業問題的報告》尤其值得推薦。
作者簡介
梅俊傑，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貿易與富強：英美崛起的歷史真相》）、《李斯特與趕超發展》、《重商主義與國家趕超：世界經濟史上的經驗和教訓》。除主編並翻譯《重商主義：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外，另譯有《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自由貿易思想史》、《弗裡德裡希•李斯特傳》、《工業與帝國：英國的現代化歷程》、《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維特伯爵：俄國現代化之父》、《科爾貝：法國重商主義之父》、《寫給無神論者》、《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系首屆”上海市浦江人才”、商務印書館”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主編、英國政府”志奮領學者”、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研究員。
目錄
第一編 重商主義歷史總覽
1 重商主義簡史［英］Ｊ Ｗ 霍洛克斯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古代的重商主義
第三章 近代重商主義興起的原因
第四章 英國重商主義史：前殖民時期
第五章 英國重商主義史：殖民時期
第六章 英國重商主義史：走向衰落
第七章 歐洲重商主義史：西班牙、葡萄牙、荷蘭
第八章 歐洲重商主義史：法國
第九章 歐洲重商主義史：德國
第十章 重商主義史：奧地利、意大利、北歐國家、俄國、日本
第十一章 重商主義史：美洲
第十二章 重商主義史：英屬自治領、印度
第十三章 重商主義的舊與新
第二編 重商主義真相概論
2 英國重商主義者的立法建議［美］雅各布 瓦伊納
3 重商主義的含義與實踐［英］查爾斯 威爾遜
4 重商主義歷史面目再認識［意］西爾維亞 梅西納
第三編 李斯特論落後國趕超
5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導言［德］弗裡德裡希 李斯特
6 代表工商聯合會致邦聯議會請願書［德］弗裡德裡希 李斯特
7 李斯特與發展的基本問題［德］迪特 森哈斯
8 李斯特趕超戰略的適用性［德］奧特弗裡德 加貝
第四編 漢密爾頓論工業發展
9 關於製造業問題的報告［美］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
前 言
編者序
大而言之，近代以來的經濟學只有兩個”範式”，一是當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另一便是之前的重商主義經濟學。這兩大流派的”範式轉移”，即其主導地位的交替，完成於19世紀上半葉。從此往後，自由主義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學派，而在亞當 斯密開闢的經濟話語中，重商主義淪為批判甚至嘲諷的對象，如同後朝筆下的前朝歷史。
然而，重商主義就是流行話語中的”荒謬學說”“有害體制”嗎？它不過就是混淆貨幣與財富、追求壟斷尋租、政府干預無度、排斥市場機制、背棄自由貿易、慣於以鄰為壑嗎？那為什麼從弗裡德裡希 李斯特、古斯塔夫 施穆勒、約瑟夫 熊彼特，到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沃爾特 羅斯托、埃裡克 賴納特，這些有歷史眼光的大家並未接受這套說辭呢？
帶著這樣的疑問，多年來筆者對重商主義問題展開研究，更多看到了重商主義的另一面。重商主義其實融匯了金銀積累、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就業促進、國家干預、強權打造、殖民擴張等諸多政策工具，本質上是一套早慧的國家趕超戰略。實證研究足以表明，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世界上，無論贊成與否，重商主義都堪稱國家趕超的必由之路。問題是，這套早期趕超戰略既然行之有效，又為何被取代、遭抨擊了呢？
細查經濟學從重商主義向自由主義的範式轉移，變革的動力並非經濟學理念上的進步，主要與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這一歷史大變遷有關。雖然英國借助多個世紀的重商主義實踐而後來居上，但一旦獲得壓倒性工業競爭優勢，拋棄以貿易保護為核心的重商主義，改行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自由主義，便成為勢所必然、理所當然的戰略轉換。落後國在奮力追趕時倚重重商主義，跨入先進行列後實施自由主義，這種行為模式實乃世界經濟史上屢見不鮮的規律，不僅為理解經濟學的範式轉移，而且為當今落後國選擇何種趕超戰略，提供了強大的啟示。
既然自由主義范式偏向於滿足領先者維護領先優勢的需要，而重商主義範式更適應落後國推進趕超發展的需要，自可推論：經濟學中的重商主義和自由主義並非完全是”歷時的”；只要這個世界上並存著有自身利益需要維護的領先者和不甘落伍而力圖趕超的落後者，這兩種經濟學應該也是”共時的”。至少可言，重商主義雖在範式上已被自由主義打碎，但其中合理可用的構件，即凱恩斯所謂重商主義的”明智之道”，總不該隨風飄去。這一點對於落後國非同小可，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要研究重商主義，著意總結相關的經驗教訓，理由就在這裡。
當然，重商主義是個面廣量大、內容龐雜的歷史存在。首先，它的時間跨度很大，16—18世紀僅屬其高峰期，無論在理念還是政策上，它既沒有空前更沒有絕後。其次，它覆蓋了歐美主要國家，產生過諸多變體，如意大利的”國家經濟學派”、西班牙的”欠發達經濟學”、英國的”保護貿易學”、法國的”科爾貝主義”、德國的”官房學派”、美國的”美利堅體系”。此外，即使是同一時代同一國家在同一問題上，不管是理論家還是實踐者都難免立場相異、觀點雜陳。有鑑於此，今人在接觸重商主義時，亟需一份總體性導覽。為此，本人繼撰寫《重商主義與國家趕超：世界經濟史上的經驗和教訓》等專著後，再以”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為主題，專從眾多英文資料中編譯了這本書冊。
全書分為四編：第一編以”重商主義歷史總覽”為題，收錄了J W 霍洛克斯（John W Horrocks）初版於1925年的《重商主義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Mercantilism）。該著作面面俱到、要言不煩，在十來萬漢字的篇幅中溯古述今，遍論世上主要國家與重商主義相關的理念與事件，可謂不可多得的門徑佳作。作者特意要展現從重商主義角度看到的列強發展史，的確抓住了世界近現代變遷的關鍵節 點，與編者的一貫立場不謀而合。此書儘管成稿於百年以前，但那已經是能給史上重商主義蓋棺論定的恰當時機，相對接近所論對象，也使得在梳理、觀察、解讀上能擁有比較剴切的視角。只可惜此書在國內外同行中鮮有徵引，誠屬學林憾事，這次特予譯出，希望能為中文界提供一份尚難替代的基本材料。
第二編以”重商主義真相概論”為題，選錄了雅各布 瓦伊納（Jacob Viner）、查爾斯 威爾遜（Charles Wilson）、西爾維亞 梅西納（Silvia A Conca Messina）的論作。瓦伊納的《英國重商主義者的立法建議》，取自其1955年出版的《國際貿易理論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第二章 。威爾遜的《重商主義的含義與實踐》，原系作者1956年發表的小冊子《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梅西納的《重商主義歷史面目再認識》則為作者2019年版《近代歐洲國家政權與經濟政策史》（A History of State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第八章 。這三篇的共同特點是，各從不同側面簡明勾勒重商主義的歷史真相，做到了大處著眼、舉重若輕，正好契合本書的編選旨趣。
第三編以”李斯特論落後國趕超”為題，選錄了趕超發展理論先驅弗裡德裡希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兩篇文獻，以及迪特 森哈斯（Dieter Senghaas）和奧特弗裡德 加貝（Otfried Garbe）的兩篇論文。《〈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導言》是李斯特1841年寫下的自我思想介紹，《代表工商聯合會致邦聯議會請願書》是他1819年執筆的一份公文，均有助於快捷瞭解李斯特學說。這兩篇譯自瑪格麗特 赫斯特（Margaret Esther Hirst）1909年版《弗裡德裡希 李斯特生平與文選》（Life of Friedrich List， and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可補中文界之缺。森哈斯的《李斯特與發展的基本問題》采自2013年版《迪特 森哈斯：和平與發展研究的先驅》（Dieter Senghaas: Pione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加貝的《李斯特趕超戰略的適用性》錄自1977年《國際經濟學》（Intereconomics）第9/10期，二者十分精當地解讀了李斯特學說的精髓。
第四編以”漢密爾頓論工業發展”為題，收錄了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91年向國會提交的《關於製造業問題的報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選自美國文庫2001年版《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文集》（Alexander Hamilton Writings）。這份著名報告著重闡明了發展製造業的必要性與可取性、美國發展製造業的有利條件與既有進步，特別是美國應當如何利用重商主義歷來倡導的鼓勵手段來加快製造業的成長。該報告既塑造了美國的長遠經濟政策，又開啟了務實的”美國學派”傳統，已被公認為美國的一份立國文獻，熊彼特譽之為”提出了一項發展綱領”，”含有極好的應用經濟學”。之前國內僅見寥寥數頁的極簡摘譯，現首次全文譯出，終可得見其全貌。
以上四編中，前兩編著重展現重商主義長期複雜的歷史經驗，後兩編則便於透視重商主義促進趕超發展的機制原理，儘管歷史經驗與趕超原理往往密切關聯。關於這兩個方面，各需要說明一點。
其一，雖然編者傾向于大體上肯定重商主義的歷史經驗，但前兩編中所收篇章 未必盡然正面評價重商主義。霍洛克斯的簡史，還有瓦伊納的文章，都較多質疑了重商主義的作用。本書之所以收錄它們，一是看重其中梳理的史實，二是無意掩蓋反面的史料和觀點。面對如此複雜的問題，任何人都不應斷言自己的解讀就全面準確，儘量呈現多面性、適當保存對立面方屬明智審慎之舉。不過，經過歲月的沉澱，某些問題實已有了答案。例如，霍洛克斯在反對重商主義做法時，除對英國的《航海法》和美國的內戰等問題評論偏頗外，明言20世紀早期的日本不該把資源投入自身並不擅長的產業中，可這種論點已為戰後日本的成功趕超所證偽。此外，他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把責任過多歸咎于重商主義，並對國際的相互依存及其迅速的樂觀結果寄予極大的理想主義。無奈，時光流逝雖已百年，今日的保護主義回潮和棄全球化逆流卻再次證明，對重商主義的那種簡單否定經常是天真和輕率的。
其二，後兩編主要用李斯特和漢密爾頓的論作來闡明趕超發展的原理，也許有人要發問，李斯特批評過重商主義，並在長遠上認同自由主義，漢密爾頓維護美國的憲政公義，並力主國內的自由競爭，將他們也歸入重商主義系列是否恰當？其實，重商主義與自由主義原非水火不容，自由主義本就脫胎自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亦非日後描繪的那般荒謬。李斯特與漢密爾頓所倡導的趕超發展戰略固然多有新創，但只要對歐洲深厚的重商主義根源有所瞭解，便不難看到，從強調工業化的迫切重要性到構建幼稚產業保護論，從冷峻看待國際關係再到積極倡導政府干預，他們根本上還是走在重商主義的延長線上。熊彼特也曾指出，漢密爾頓經濟思想的”源頭可一直上溯到蔡爾德和達維南特等”英國重商主義者，並轉而影響了李斯特等人。既然現以範式來區分重商主義經濟學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則李斯特和漢密爾頓屬_xFFFF_前者定然無疑。至於其戰略導向的當今適用性，讀一下美國《外交事務》（2024年9、10月號）最新專論《動盪世界的大戰略：漢密爾頓治國方略的回歸》，便一目了然。
在序言的最後，我應當表達心中的誠摯謝意。新華網呂慧主任編輯一向熱心為我查找資料，霍洛克斯的書冊就是她去年初在國家圖書館找到後複印並快遞來的，本書的編成有她的一份功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徐雅卿博士對重商主義問題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