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的想像-法蘭克福學派與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 9787532190577 馬丁.傑伊
物品所在地：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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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辯證的想像-法蘭克福學派與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
ISBN：9787532190577
出版社：上海文藝
著編譯者：馬丁.傑伊
頁數：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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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172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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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法蘭克福學派史經典作品，觀念史寫作與學術研究的典範之作，馬爾庫塞、詹明信、麥金太爾、喬治 斯坦納等諸多學人一致推薦
★ 新增三萬字馬丁 傑伊對談，一個世紀之後回顧學派的誕生歷史與批判理論的當代意義
★ 中文首版三十年後重版出來，採用新的譯本與新的設計，更貼合當下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審美趣味
內容簡介
人們常說的”法蘭克福學派”，由創建于二十世紀初的社會研究所的一些成員構成。他們試圖建立一個社會機構來實現他們的各種想法，同時拒絕因此損害其理論完整性，始終擔憂被招安、被融入一個更大的系統。他們不僅一度流亡海外，且從彼此合作開始，就一直是外部世界的流亡者。然而，他們並不因流亡而懊惱，而是接受了這種處境，甚至把它當作智識高產的條件加以培養。這樣的理念使他們既陷入了特殊的地位，又預見了諸多問題。同樣是這種理念、地位與這些問題，困擾與啟發了後來的無數思想家。
本書是關於法蘭克福學派最負盛名的觀念史學經典，講述了從社會研究所創立至二十世紀中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經歷與思想流變，考察了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學派成員的作品與觀念，一如作者所說：”批判理論常常試圖在具體的特殊中把握整體，認為後者體現於前者之中。本書考察社會研究所成員對所有不同領域不同具體現象的把握，就是希望能收穫相得益彰、闡明整體的洞見。”
作者簡介
馬丁 傑伊（Martin Jay），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西德尼 海爾曼 埃爾曼歷史學榮休教授，研究領域涵蓋法蘭克福學派及其批判理論、社會理論、文化批評、歐洲觀念史及視覺文化。著有《辯證的想像》《低垂之眼》等。
精彩書評
“這是我第二次讀你這本書了，我比第一次讀時更為震撼。這本書是學術研究的絕佳典範，既富有深度，又絲毫不顯枯燥，同時兼具嚴謹與對主題的熱情！”
—— 赫伯特 馬爾庫塞
“這本書內容扎實，材料豐富，分析也十分審慎。它不僅能幫助更廣泛的讀者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還能澄清他們的研究所引發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詹明信
“這本書的敘述充滿想像力與同理心，同時極其尊重歷史事實。在這部關於法蘭克福學派（至1950年）的開創性研究中，馬丁 傑伊展現出了英美經驗主義所推崇的耐心、嚴謹、開放和對事實的執著。”
—— 阿拉斯代爾 麥金泰爾
“這本書彌足珍貴，它追溯了當代社會思想許多關鍵觀念的源頭。”
—— 喬治 斯坦納，《倫敦時報》
“一本精彩且不可或缺的著作，對於理解現代歐洲思想至關重要。”
—— 雷蒙 威廉斯，《衛報》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傑伊教授在這部思想史著作中探討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法蘭克福學派——這一群德國哲學家以激進的文化批判奠定了當代批判理論的基礎。”
—— 《出版人週刊》
“這本關於法蘭克福學派及社會研究所的歷史是一部清晰而審慎的論述，探討了這一富有爭議性的德國思想流派。”
—— 《圖書館雜誌》
目錄
中文新版代序
1996年再版序言
前言
導論
鳴謝
第一章 社會研究所的成立及其第一段法蘭克福歲月
第二章 批判理論的起源
第三章 整合精神分析
第四章 對權威的首次研究
第五章 社會研究所對納粹的分析
第六章 美學理論與大眾文化批判
第七章 四十年代的經驗性工作
第八章 走向歷史哲學：啟蒙的批判
後記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導論
在現代世界中，人們普遍覺得知識分子崖岸自高、格格不入、憤世嫉俗。即使撇開這一視角的干擾，我們也習慣於將我們的知識分子視為局外人、牛虻、邊緣人等等。”異化”這個詞被不加區別地濫用，可以指代常見的消化不良和最深層的形而上學恐懼，成了我們時代最主流的黑話。即使是最敏銳的觀察者，也難以辨別誰是真的在談論它，誰只是裝裝樣子。對於那些誠懇地自稱遭受異化之苦的人發現，異化已經成了文化市場中利潤最可觀的商品。舉個例子，現代藝術及其不協調和痛苦成為食欲高漲的文化消費者大軍的主食，這些人一見到現代藝術品就知道是一筆好投資。”先鋒派”這個詞即便還能使用，也已經成了我們文化生活的體面裝飾，被人稱頌而非遭到恐懼。另一個例子是，不到一代人之前還被視為清新空氣的存在主義哲學，已經淪為一系列易於操縱的陳腔濫調和悲哀的空洞姿態。值得一提的是，出現這一頹勢不是因為分析哲學家揭露了存在主義哲學之範疇的無意義。即使面對最無法妥協的對手，我們的文化也有將其吸收和消解的離奇能力，頹勢只是其中的一個結果。最後提及的第三個例子到1972年時已經尤為明顯，一種所謂的反文化大張旗鼓地登臺亮相才幾年時間，這個新生兒即使沒有被扼殺在搖籃之中，也被證明像前輩一樣被輕易馴化了。從中已經可以看出吸收和招安的機制是無比有效的。
這一切的結果是嚴肅對待自身批判功能的知識分子們面臨著一個嚴峻的挑戰，要和文化麻痹其抗議的能力保持距離。一種反應是越來越瘋狂地逃向文化極端主義，渴望通過超越以往文化容忍的極限進行刺激和挑釁。然而，這些極限所表現出的彈性遠遠超過了預期，因為昨天的污言穢語經常被轉化為今天的老生常談。考慮到純文化解決方案的不足，許多批判知識分子試圖將他們的文化抗議與其政治對應物結合起來。激進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左翼的政治運動，過去一直吸引著不滿的知識分子，在我們這個時代也仍舊如此。但這種聯盟是總是不易的，特別是當左翼運動掌權的現實已經醜陋到無法忽視的時候。因此，激進知識分子在各種左翼效忠之間的搖擺沉浮，是現代思想史上的永恆主題之一。
這種搖擺不定也源于一個只有左派知識分子才會面臨的更基本的困境。那些將自己的極端主義僅僅局限于文化領域而拒絕與政治相關聯的精英主義者，並不一定會產生任何特殊的罪惡感。然而，對於選擇參與政治的激進知識分子來說，保持批判性距離的願望帶來了一個特殊的問題。不僅與整個社會保持距離，而且與其個人指望能夠成功的運動保持距離，這造成了一種強烈的張力始終存在于嚴肅的左派知識分子的生活中。近年來，新左派為了驅除精英主義殘餘，無休止地自我批評，就證明了這種擔憂的持續存在。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會產生一種感性的懷舊情緒（nostalgie de la boue）；而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則可能導致一種調和理論與實踐的真誠努力，考慮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實現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可能性。
但是，在希望澄清”行動派知識分子”這一短語的矛盾內涵時，人們常常忘記，知識分子已經是行動者了，儘管是在非常特殊的意義上的行動者。知識分子總是在從事象徵性的行動，包括以任何方式外化他們的思想。只有當他們的思想通過某種媒介傳達給他人時，”思想者”（men of ideas）才是值得注意的。因為缺乏更好的詞語，我們姑且使用”現實”這個詞，而智識生活的關鍵邊緣主要就來自符號與現實之間存在的差距。矛盾的是，如果試圖把自己變成彌合這一差距的中介，他們就有可能喪失這一差距所提供的批判性視角。受到影響的往往是他們作品的質量，容易淪為宣傳。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批判知識分子自覺地具有黨派性時，他的介入（engagé）程度就不如他堅持自己在作品中為正直所設定的標準。正如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提醒我們的那樣，”人的智力被迫在生活的完美和作品的完美之間做出選擇”。當激進的知識分子努力離開自己的象牙塔，過於認同流行的變革力量時，其中一種完美就可能無法實現。在斯庫拉（Scylla）毋庸置疑的團結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有意志的獨立之間，他必須開闢一條中間道路，否則就會失敗。我們從被選為本研究之對象的激進知識分子身上學到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這條中間道路是多麼的岌岌可危。
由社會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ialforschung）中某些成員組成的所謂法蘭克福學派，事實上可以被視為本世紀左翼知識分子困境的典型。在他們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能對主流文化及其表面上反對者的吸引力如此敏感。研究所的成員們對招安和融合的恐懼貫徹社會研究所的始終，尤其是在1923年至1950年期間。雖然歷史的極端情況迫使他們在1933年後作為中歐知識分子移民的一部分流亡海外，但從彼此合作開始，他們就一直是外部世界的流亡者。然而，這種地位並未使他們悔恨，而是被接受，甚至作為他們知識上高產的必要條件（sine qua non）被培養。
由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們在尋求確立一個社會機構來實現他們的觀念的同時，頑固地拒絕損害他們的理論完整性，他們預見到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也困擾著後來一代介入的知識分子們。很大程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早年的集體作品激發了新左派的想像力，輻射範圍囊括戰後的歐洲和最近的美國。1950 年社會研究所回到法蘭克福後，德國的運動學生因接觸到社會研究所而胃口大開，研究所那些早已絕版的作品靠著盜版在急不可耐的德國學生運動中流傳開來。到1960年代，要求重印研究所的機構刊物《社會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文章 的呼聲推動了赫伯特 馬爾庫塞的《否定》（Negations）和馬克斯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論》（Kritische Theorie）問世，此時西奧多 阿多諾、列奧 洛文塔爾、瓦爾特 本雅明和弗朗茨 諾伊曼這些研究所成員們的選集業已再版。雖然我無意對研究所返回德國後的歷史進行深入點評，但應該指出，近期對這段歷史的關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社會研究所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學派相對隱秘時的作品重新問世了。
為什麼以前從來沒有人嘗試過挖掘這一時期的歷史，這一點不難看出。法蘭克福學派的作品涉獵廣泛，要對每個領域進行明確的分析，需要一個囊括音樂學和漢學專家的學者團隊。簡而言之，從事這一研究需要另一個法蘭克福學派。因此，單槍匹馬的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在我決定著手這個項目之前，這當然也是我的顧慮之一。然而，當我下定決心，開始埋頭鑽研沉浸在研究所的作品之後，我發現我在特定學科中所缺乏的專業素養被我在方法上的全面性所彌補。因為我開始明白，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有一種基本的連貫性，這種連貫性幾乎影響了其在不同領域的所有作品。我很快就瞭解到，埃裡希 弗洛姆對施虐- 受虐性格的討論和列奧 洛文塔爾對挪威小說家克努特 漢姆生的討論相互啟發，西奧多 阿多諾對斯特拉文斯基的批判和馬克斯 霍克海默對舍勒哲學人類學的否定密切相關，赫伯特 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社會概念是以弗裡德裡希 波洛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為前提，在此不一一細表。我還發現，即使在有些問題上確實發生了衝突，比如在弗洛姆和霍克海默或波洛克和諾伊曼之間，這些衝突也是以共同的詞匯表達出來的，預設的背景也大致相同。因此，儘管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是膚淺的，對社會研究所的發展情況進行概述似乎是一項有理有據的工作。
此外，開展這樣一個項目的時機對我來說至關重要。雖然社會研究所的某些成員已經不在人世，比如弗朗茨 諾伊曼、瓦爾特 本雅明、奧托 基希海默和亨裡克 格羅斯曼等最重要的成員，但其他許多人都還在世且健朗，也正處於可以回顧過往的特定生涯階段。在我最初表達出對社會研究所歷史的興趣時，他們都給予了積極的響應。我會在下面的嗚謝環節 一一羅列所得到的幫助。
儘管我在還原研究所的過去時得到了幫助，但這些成果絕不應被理解為”呈堂證供”。事實上，我經常收到關於各種事件相互矛盾的說辭，而社會研究所的前同事們對彼此工作的評價也常常不盡相同，這讓我有時覺得自己就像日本電影《羅生門》的觀眾，不知道該聽信哪個版本。我的最終選擇不會讓我的所有信源滿意，但我會盡可能地交叉核實爭議點，希望這樣能讓他們對此感到滿意。此外，我自己對社會研究所的成就的評估不等同于社會研究所成員們的真正成就。毫無疑問，我對他們的許多工作表示欽佩；同樣，我在我認為有必要的地方也不吝於提出批評。相比將法蘭克福學派的所有言行都照單全收，秉持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精神才是對他們的回饋。
我唯一的限制是謹慎。我之所以能夠接觸到極其寶貴的霍克海默與洛文塔爾之間的通信，前提是通信者不願意讓可能還在世的人難堪，這也完全可以理解。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只在很少情況下行使的謹慎，是我書寫在世者時的唯一缺陷。能夠如此直接地向他的研究對象發問，對歷史學者是很難得的。借此，我不僅瞭解到文獻所不能揭示的東西，還能夠進入研究所成員們的生活，更直接地體會到作為流亡知識分子的個人經歷對他們的影響。雖然我的大部分文字都涉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但我希望其中的一些經歷及其與思想之間的關係能躍然紙上。因為從許多方面來說，無論好壞，這都是屬_xFFFF_非凡的一代人的獨特經歷，而他們的歷史時刻現在已經無可逆轉地成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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