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劉魁,浙江大學西方哲學博士。曾任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現任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與學術委員會主任。主持或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4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2項、省級項目10余項,先後出版《物理主義與後現代生態科學觀》《後現代科學觀》《從富強到正義》等著作10餘部,在《哲學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等刊物發表相關論文100餘篇。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目錄
導言
第一編 21世紀的全球危機論及其多維批判
第一章 21世紀全球化危機與新帝國主義批判
一、全球化危機與新帝國主義的主要內涵
二、新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形成的內在根據
三、新帝國主義與金融、數字、能源等領域帝國主義的關係
四、新帝國主義與工業文明新形態的建構
第二章 21世紀全球發展危機與社會加速批判
一、現代性的時間維度批判
二、社會加速與社會新異化批判
三、後增長、適應性穩定與社會共鳴
四、資本邏輯超越與生命共同體的複歸
第三章 “人類世”危機境遇下的三大生態思潮批判
一、生態現代主義及其”人類世”思想批判
二、生態非現代主義及其現代性批判
三、生態納粹主義及其反現代性批判
第四章 能源危機與當代西方能源治理思潮批判
一、能源治理的市場中心主義思潮批判
二、能源治理的技術至上主義思潮批判
三、能源治理的激進低碳主義思潮批判
第五章 新冠疫情與馬爾姆的氣候政治批判
一、新冠與氣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及背後政治隱語
二、全球變暖趨勢下新冠等疫情何以成為一種慢性緊急狀態
三、氣候資本主義災難的衍生機理
四、”生態戰時共產主義”的激進方案
五、馬爾姆氣候政治批判理論的烏托邦色彩與不足
第二編 21世紀的全球危機及其多維反思
第六章 克魯岑、氣候變化與”人類世”的危機反思
一、克魯岑與氣候危機的”人類世”反思
二、”人類世”面臨的諸多挑戰與演變
三、馬爾姆、傑森等對”人類世”的批判
四、對”人類世”與”資本世”之爭的後人類反思
第七章 福斯特與新陳代謝斷裂之爭的生態反思
一、福斯特新陳代謝斷裂的歷史唯物主義之困
二、福斯特與摩爾關於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的論戰
三、馬克思物質變換概念的來源之爭及其生態啟思
第八章 齊澤克、生態恐懼與綠色技術的價值重估
一、自然失衡、精神分析與實在界的本真狀態
二、生態恐懼、資本主義與綠色技術的局限性
三、綠色技術的未來及其生態價值重估
第三編 21世紀全球危機及其未來展望
後記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21世紀的全球危機論思潮及其批判研究》:
(1)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蔓延。工業現代化肇始,資本主義國家就相繼出現了生態環境問題。生活在工業文明發展初期的馬克思恩格斯立足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與生活狀況,發人深省地指出,在工業革命的進程中,雙重矛盾並存、同步發展,不僅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社會分化與階級矛盾不斷擴大,也存在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空氣污染、水資源污染、環境破壞、土壤退化等生態環境問題開始顯現。雖然此時生態危機尚未全面形成,但危機已初現端倪。馬克思恩格斯辯證捕捉到了,19世紀是人逐步建立起對自然統治的時代,在工業文明現代化發展的同時,自然環境成為被盤剝的對象,這構成了他們思考生態環境問題的現實基礎。進入20世紀,尤其是60年代後,以美國、英國等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污染問題更為嚴重,逐漸演變成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面對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多位有識之士開始反思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批判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均發表於這一時期。然而,這些有識之士的真知灼見並未從根本上扭轉生態環境問題的發展態勢。
隨著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的不斷展開,濫觴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生態環境問題逐漸向全球擴散開來,發展中國家成為環境污染的重災地。生產全球化之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需控制資金與核心技術,將生產轉移到擁有環境與人口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帶走生產創造的財富,留下生產造成的一切污染。同時,部分發達國家更是以”捐贈”的名號將大量難以處理的污染物直接運往國外,導致接受地的環境遭受無法挽回的破壞,人民面臨嚴重的健康問題。簡言之,全球化的不斷深化,既帶來了全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也推動了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擴散。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最新發佈的《前沿報告》(第四版),氣候變化、污染、生物多樣性喪失是當前全球共同面對的危機。這三重危機與發軔於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織、相互疊加,給全球人類的健康與福祉帶來了多重打擊與不良影響,如糧食不安全、醫療救治不力、經濟衰退等。面對多重危機,各國與國際組織已經行動了起來,不斷加快應對危機的進程。以氣候危機為例,從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再到2015年的《巴黎協定》,這些協定的簽署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正如比爾 麥吉本(Bill McKibben)所言,即使各國嚴格履行在各種協定書中所做出的承諾,到21世紀末,全球氣溫的上升也會造成巨大的環境破壞,使人類文明走向崩潰,更何況一些本應承擔責任的大國已退出相關協定。由此可見,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蔓延、國際社會的應對不力,是生態思潮興起、生態理論創新與生態實踐探索的重要現實背景。
(2)資本邏輯與技術邏輯的雙重支配。誕生于20世紀初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堅持在制度維度探尋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生產方式和資本所支配的全球權力關係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①,而且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的非理性運用也與生態環境問題的形成息息相關。雖然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囿于時代與學派的局限性,但其對資本主義制度統治下資本邏輯、技術邏輯與生態環境問題之間關係的準確判斷仍是可取的。實際上,無論是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性擴散,還是生態問題應對方案的乏力,都離不開其背後的控制與支配邏輯。定位與把握這種邏輯是破解現實生態環境難題的基本前提。
“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①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利潤最大化為根本目標,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的永恆增長。在這種生產方式得以運行的背後,是一整套支配與剝削的邏輯,即資本與技術相互交織的邏輯體系。資本邏輯與技術邏輯的雙重支配既構成人對自然的控制與剝削,也構成人對人的控制與剝削。一方面,在馬克思看來,良好的自然條件為生產得以展開提供了可能性,而被資本邏輯支配的生產方式,為了增加獲得剩餘價值的可能性必然會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加重對自然的盤剝,由此導致人與自然界相異化。當自然受到愈發深重的盤剝之時,作為剩餘價值創造者的雇傭工人也不能倖免,隨著生產的不斷擴大而逐漸在異化勞動中喪失自己”無機的身體”,喪失自己的生活、生產資料,喪失自己的勞動本質,淪落為資本家的附屬,由此導致人與人的類本質相異化。另一方面,技術邏輯的順利運行促進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目標。自培根起,技術運用的進步作用被不斷高揚,經由數次技術革命,技術進步成為社會進步的代名詞,技術理性得以盛行,而技術的非理性後果被掩蓋于進步意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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