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為”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刊 甲種”之一。
日本漢文古辭書多為僧侶所編纂而成,並以古寫本的形態流傳至今。日僧基於中國的字書、韻書、佛典音義,編撰了古辭書音義材料,能夠反映傳統字書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對古籍整理、漢語史等諸研究領域有著重要的價值。
本書以八至十三世紀的日本漢文古辭書為材料,著眼于古辭書的草創、形成與發展,對日本漢文辭書引用的音義材料進行全面且系統的介紹。全書第一部分總觀日本的古辭書研究,詳細介紹日本關於漢文古辭書研究的最新動向。第二部分是佛經音義與字書研究,整理分析作為日本漢文古辭書材料的字書《玉篇》《一切經音義》等,並對《華嚴經》《篆隸萬象名義》《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等著作進行系統研究。第三部分為字樣書的研究,以日本辭書音義中的逸文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和郭迻《類音決》等,並對其原貌進行了詳細的考察。
通過考察日本漢文古辭書的編纂方法,深入逸書引文研究,有助於復原古代逸書的原貌,瞭解日本漢文古辭書研究新動向,為古辭書的比較研究積累新材料,推動漢字和漢語史研究。
作者簡介
池田證壽 1955年出生於日本栃木縣。曾在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攻讀博士課程並取得學分。歷任北海道大學助教、信州大學副教授、北海道大學副教授、北海道大學教授、訓點語學會會長。現為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日本漢文古辭書研究、高山寺典籍文書的調查研究、以古文獻漢字處理為核心的人文信息學研究。
曾獲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的基盤研究(A)、基盤研究(B)各1項,基盤研究(C)5項,特定領域研究2項。著有《日本辭書史研究——草創與形成》(汲古書院,2024)。在中國《漢語史研究》《漢字漢語研究》《東亞文獻研究》,韓國《口訣研究》和日本《國語學》《訓點語與訓點資料》《國語與國文學》《國語國文》《國語國文研究》等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
目錄
緒 言i
第一部分 總論1
第一章 平安時代辭書的概述1
第二章 日本古辭書研究的現狀與課題15
第三章 日本古辭書與漢語史資料研究25
第二部分 佛經音義與字書33
第四章 佛經音義33
第一節 佛經音義與日本古字書的關係33
第二節 大治本《新華嚴經音義》與信行《大般若經音義》39
第三節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的體例特點61
第四節 高山寺藏《新譯華嚴經音義》和宮內廳書陵部藏宋版《華嚴經》83
第五章 字書91
第一節 《玉篇》與日本古字書的關係91
第二節 《篆隸萬象名義》的書寫用紙與文字修訂99
第三節 《篆隸萬象名義》的和訓與二反同音例108
第四節 《新撰字鏡》與《一切經音義》的關係135
第五節 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與《篆隸萬象名義》的關係157
第六節 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的單字字書特性172
第七節 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的字頭文字數182
第三部分 字樣書183
第六章 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183
第一節 關於《群書新定字樣》的諸種學說189
第二節 《群書新定字樣》逸文的探索227
第七章 郭迻《類音決》230
第一節 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與《類音決》244
第二節 高山寺本《醍醐等抄》與《類音決》246
參考文獻256
日文(按拼音順序)256
中文(按拼音順序)279
英文281
專家評審意見285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刊》章 程286
後 記283
前 言
緒 言
本書著眼於8至13世紀日本辭書的草創、形成時期,探析這一時期漢文辭書音義的編纂方法,基於對其中逸書引文的研究,以期復原古代逸書的原貌,並依此進行相關數據庫的構建工作。本書中選取的日本漢文辭書音義多為僧侶所編纂而成,且多以古寫本的形態流傳至今。日本的佛教僧侶為了能夠讀解佛教經典,以中國的字書、韻書、音義書為主要材料,編纂了各種辭書音義。至今,針對這些漢文辭書音義,前賢時修有針對單個書目的研究,但缺乏全面的論述。因此,本書試圖對日本古辭書音義進行全面且系統性的研究。本書中, 將在日本以漢文編纂而成的字書、韻書、音義書等,稱為日本古辭書音義、日本漢文辭書音義或日本漢文古辭書等。本書的書名擇用”日本漢文古辭書”。
關於本研究的特色及新見解,特別值得提到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詳細介紹了日本關於漢文辭書音義研究的最新動向。通過本書使中國學界能夠瞭解日本漢文辭書音義資料的特點,進而推動漢語史研究的發展。
第二,詳細整理分析了作為日本漢文辭書音義的編纂材料的中國小學書(如玄應《一切經音義》、顧野王《玉篇》等),並且探明這些辭書音義的編纂方法。
第三,針對在中國已為逸書的初唐郭迻撰《一切經類音決》、杜延業撰《群書新定字樣》等,探討其究竟為何內容的小學書,對其原貌進行了詳細的考察。
以下為本書
目錄。全書由三部分構成。
第一部分總觀日本的古辭書研究。
第二部分佛經音義與字書的研究是本書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即《華嚴經》及其音義的相關研究,《篆隸萬象名義》《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等字書的相關研究。
第三部分字樣書的研究中,以日本辭書音義中的逸文為切入點, 考察至今少有人探討的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和郭迻《類音決》。
本書中所論及的辭書音義均為保存在日本的文獻,所以對於讀者來說未免有不甚熟悉之處,下面對其進行具體的介紹。
奈良時代(8世紀)編纂的大治本《新華嚴經音義》以玄應《一切經音義》和顧野王《玉篇》為主要材料。小川本《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則在此大治本的基礎上,加之慧苑《新譯華嚴經音義》,並再度參照玄應《一切經音義》、顧野王《玉篇》的內容而編纂成書。
進入平安時代後,9世紀初葉,出現簡化了顧野王《玉篇》的空海《篆隸萬象名義》,據此可一窺已散逸的顧野王《玉篇》的內容。9世紀末昌住的《新撰字鏡》編纂成書,此書以玄應《一切經音義》、顧野王《玉篇》及《切韻》系韻書為主要材料,援引眾多小學書,編成分為160個部首的字書,收錄約2萬字條。11世紀至12世紀,《類聚名義抄》成書(撰者未詳)。《類聚名義抄》有原撰本及改編本兩個種類的傳本。原撰本僅藏于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全書約有五分之一的內容傳世。改編本的傳本眾多,其中觀智院本(現藏于天理圖書館)為唯一的完本,全書共10卷,120部首,約32000詞條,可稱為日本古辭書中的巨作。鐮倉時代初期(13世紀),京都高山寺的喜海編纂了《新譯華嚴經音義》,其內容以反切為主,但一直以來其典據都未得以明確。本書也對這樣較為新式的佛經音義進行了探討。
關於前文所述三點特色及新見解,下面將對其所取得的成果作具體闡述。
第一,概述日本最新的研究動向,整理相關文獻的影印、索引、專著及學術論文等信息,並詳細介紹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將日本漢文辭書音義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學界,在學術交流上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近年,雖然在中國刊行了很多關於日本古辭書的中國學者的研究論著(如呂浩《篆隸萬象名義校釋》、張磊《新撰字鏡研究》等),但以中文形式刊行的日本學界關於日本古辭書的研究成果,卻少之又少。對於希望利用日本漢文古辭書音義的中國學者來說,可謂是一大憾事。因此,對於利用日本漢文辭書音義來推進漢語史研究這一點,本書的刊行有著深遠的意義。換言之,為了使日本漢文古辭書音義資料能夠更充分地適用于漢語史研究,參考借鑒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關於玄應《一切經音義》和顧野王《玉篇》的出典研究,有了很多新發現。如大治本《新華嚴經音義》優先收錄玄應撰《一切經音義》的內容,不足之處再以顧野王《玉篇》補足;小川本《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利用了各種音義、字書、注釋書,呈現出多樣的記載形式;喜海的《新譯華嚴經音義》則利用了單刊的宋版華嚴經及宋版《一切經》的附錄音釋;《玉篇》刪節 本的《篆隸萬象名義》全六帖中的第一帖,有依據別本《玉篇》進行增補的痕跡,而這也與《類聚名義抄》的編纂相關聯;《新撰字鏡》中,對於《一切經音義》的引用,集中於《一切經音義》第十四、第十五及第十六卷;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所引出典有獨特的優先級,其中慈恩大師、弘法大師的著作被優先引用;利用數據庫探明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的詞條目數及字頭文字數等,這些成果對辭書音義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三,對於中國已散逸的小學書,有如下的研究成果。從敦煌本《切韻》殘卷及日本《東宮切韻》的逸文中發現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的逸文,以此進一步引發對敦煌本S 388前半是否為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的再討論。基於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分析整理了郭迻的《一切經類音決》,明確其為注記字體正俗的部首分類體例音義書。
在日本,主要由日語學(日本國語學)及漢語言文字學(中國語學)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者,肩負著對日本漢文古辭書的研究工作。日語學研究者,以日本漢字音與和訓為材料,研究多著意於探尋論及漢字漢文的日本化進程,抑或是對日語歷史的記述。其中,研究的中心多集中于古辭書文獻的傳本分類、對其系統源流的分析,及對作為其編纂材料的中國典籍所作的追本溯源的出典研究。日本的漢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研究者,則以逸書、逸文為基礎材料,旨在推進對從中國南北朝至隋、唐,及宋代的漢語音韻、訓詁的復原、重構。思考日本漢文古辭書對漢語史研究的意義,應首先理解上述兩個研究領域不同的著眼點,在此基礎上對兩者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整理,以期得到更大的發展。
近年來,中國的漢語史研究者逐步著眼于對日本漢文古辭書的研究,也積累了相當多的成果。但同時,對日本國語學研究成果的參照較少。我想其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國語學研究成果多以日語刊行。而本書以中文面世,為學界帶來全面系統的日本國語學的研究內容, 我想會對漢語史研究的發展可貢獻之處頗多。本書主要以簡化漢字排定,但行文中依據需要也保留了不少繁體字、異體字。唯著者學淺才疏,所言所舉定有漏誤,敬請大方之家及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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