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宋.宋代之君主 虞雲國 9787213118098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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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知宋.宋代之君主
ISBN：9787213118098
出版社：浙江人民
著編譯者：虞雲國
頁數：xxx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7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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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各個發展階段，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兩宋時期尤其如此。我們這一套”知宋”叢書，旨在為有一定文史基礎並有興趣進一步瞭解兩宋歷史的讀者，提供一個方便學習的門徑。
《知宋 宋代之君主》分”立國時期”“守成時期”“更變時期”“再建時期”和”衰亡時期”五編，收錄了二十位學者的二十二篇有關宋代君主的經典論述。全書以宋代歷史的大勢走向並結合君主的相應地位為主線介紹宋代君主，同時考慮到如真宗劉皇后、英宗高皇后等女主垂簾時間較長、影響時局頗大，也收錄了專論進行介紹。通過這些論述，讀者不僅可以一窺宋代君主政治的概況，而且對著名的政治事件及時代特點等也能有較深理解。

作者簡介
虞雲國，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宋代歷史與文獻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時代》《南宋行暮：宋光宗宋甯宗時代》等宋史專著，主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點校《文獻通考 四裔考》與《菿漢三言》等古籍十餘種，另有《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兩宋歷史文化叢稿》等論集與《水滸尋宋》《敬畏歷史》等文史隨筆十餘種。

目錄

導論 虞雲國/ 001
第一編立國時期
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 鄧廣銘/ 015
論趙匡胤 鄧廣銘/ 027
趙匡胤與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發展 漆俠/ 039
宋太宗繼統考實 張蔭麟/ 055
宋太宗論 張其凡/ 061
第二編守成時期
再說宋真宗及其時代 虞雲國/ 083
宋真宗劉皇后其人其事 張邦煒/ 091
政治文化視野中的宋仁宗 李強/ 116
宋仁宗”仁孝寬裕”的特點及其對朝政等方面的影響 陳峰/ 130
第三編更變時期
宋神宗的思想與個性 仲偉民/ 147
評宋神宗的改革理想與實踐 葉坦/ 177
論宣仁聖烈高太后 張雲箏/ 189
宋哲宗的疾病、子嗣與臣僚 方誠峰/ 198
宋徽宗：”昏庸之君”與他的時代 包偉民/ 211
簡論宋徽宗 任崇岳/ 224
第四編再建時期
宋高宗評
——兼論殺岳飛 王德毅/ 237
關於宋高宗的評價問題 朱瑞熙/ 258
南宋政治初探
——高宗陰影下的孝宗 柳立言/ 270
宋孝宗及其時代 王德毅/ 306
第五編衰亡時期
論宋理宗 段玉明/ 355
論宋理宗的”能”與”庸” 胡昭曦/ 372
南宋少帝趙遺事考辨 王堯/ 388
後記 403
前 言
導 論
虞雲國
一、君主研究的意義與邊界
從秦王嬴政自稱始皇帝，皇帝便成為對君主的一般稱呼，中國也進入了君主專制的帝制時代。儘管從世界歷史的全過程來看，君主制並不是形式劃一、一成不變的政制，也能適應不同階級統治的不同國體，但自秦以降直至清朝覆滅，始終是專制政體，宋朝並不例外。
君主專制具有終身制與世襲制的兩大特點，君權的至高無上與獨一無二決定了皇帝實行一人的獨裁，即所謂”乾綱獨斷”“在予一人”。在專制政體下，不僅君主個人的思想、氣質、才略與能力，他自身的心理、性格、健康與智力，也都在某種程度上維繫著帝國的安危盛衰，決定了子民的休戚禍福，難怪其臣民總期盼能遇上聖君明主。然而，在世襲制下，聖君明主首先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有幸遇上，也未必能確保終其一生的任何決策都是偉大、英明與正確的。
在中國紀傳體史書裡，第一類即是記載皇帝事蹟的本紀。劉知幾在《史通 二體》裡認為：”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屈細事”，其《史通 本紀》還說：”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倘若撇開經傳、國統等局限性，這一說法自有其合理因素。在君主專制時代，每一個帝王不啻是一個公認的歷史坐標點，對理解與把握這段歷史都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以紀傳體作類比，少了某一人物的傳記，至多只是取捨失當，但少了某一君主的本紀，無疑就是義例不明。關鍵還在於，在君主專制下，有怎樣的君主，就會出現怎樣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每個帝王就是他統治下那個時代的縮影。
既然每個君主同時具有歷史坐標與時代縮影的雙重意義，君主研究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
那麼，君主研究究竟應該包括哪些內涵，劃定怎樣的邊界呢？劉知幾在《史通 本紀》裡指出：”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屈，付之列傳。”質言之，帝紀只記君主一人，而且僅記大事提綱。每個君主雖然都有歷史坐標的意義，卻並不意味其在位期間的所有大事都應納入君主研究的範疇，而只應聚焦其個人因素在決策與應對當朝重大事件時究竟如何發揮作用的。君主研究屬_xFFFF_人物研究的範疇，同時還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與文化等各專門史研究形成交集。在處理這些交集時，君主研究主要關注帝王的個人因素及其歷史作用，而不是繁複討論各領域的大事始末或制度原委，這些理應劃歸各種專題史的研究領域。例如，以宋神宗與元豐改制為例，君主研究著重考察君主在改制中的動因與目的、其個人傾向與訴求在其中的作用，而把官制改革的複雜內容劃入制度史範疇。再如，宋徽宗與崇道的關係，同樣應該處理好君主研究與道教研究的彼此畛域。這種邊界，儘管有時相當模糊，但研究者還是必須努力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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