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實踐及當代價值研究 許士堯 978751541454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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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實踐及當代價值研究
ISBN：9787515414546
出版社：當代中國
著編譯者：許士堯
頁數：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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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17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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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黨支部作為黨的基礎組織，對黨在社會基層開展工作意義重大。
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具有極為特殊的地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了組織體系，取得了組織建設的重要突破，特別是發展了一支數百萬人的黨員隊伍，形成了龐大而嚴密的基層黨支部網絡。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實現了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歷史性轉變。
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和經驗來之不易，值得我們去不斷探究，從中汲取營養。

內容簡介
黨支部作為黨的基礎組織，對黨在社會基層開展工作意義重大。
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具有極為特殊的地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了組織體系，取得了組織建設的重要突破，特別是發展了一支數百萬人的黨員隊伍，形成了龐大而嚴密的基層黨支部網絡。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實現了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歷史性轉變。
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和經驗來之不易，值得我們去不斷探究，從中汲取營養。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實踐及當代價值研究》將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的發展歷程梳理為黨支部工作的恢復、發展和成熟三個階段。結合三個發展階段分別論述了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的主要舉措、重要成就、鮮明特徵，總結了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在當代可資借鑒的四點經驗：支部建設要堅持把政治標準擺在首位、要緊扣時代形勢和主要歷史任務、必須明晰基本職責功能、要著眼黨的長遠發展和執政能力建設。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實踐及當代價值研究》認為延安時期的黨支部建設依據馬克思主義黨建原則，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和特點，立足黨在革命戰爭中的職責使命，強化自身建設，是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與中國革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範。延安時期大力開展黨支部建設，是落實毛澤東和黨中央”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必然要求。

作者簡介
許士堯，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碩士研究生，畢業于西南大學中共黨史專業。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及相關專業的教學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省部級重點項目1項，主研國家課題2項、省部級課題5項。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與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
一、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
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三、土地革命轉向全民族抗日戰爭
四、推進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
第二節 關門主義與組織路線的轉變
一、關門主義的由來和發展
二、關門主義的整理及肅清
三、滯後的支部建設工作
四、組織工作方略的調適
第二章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的發展歷程
第一節 支部工作方針的確立與支部工作的恢復
一、支部工作方針的確立
二、基層黨支部的恢復
第二節 黨支部建設的推進與支部工作的發展
一、黨員的發展和支部的壯大
二、支部建設工作的新進展
第三節 支部建設工作的全面成熟
一、《關於鞏固黨的決定》的提出與實施
二、支部的全面整理與提升
三、黨的七大與支部建設制度的完善
第三章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的主要舉措
第一節 支部發展和鞏固的主要方法
一、從輸血到造血：組織發展方式的演變
二、從發展到鞏固：健全完善支部的設置
第二節 支部能力鍛造和提升的路徑方式
一、在政權建設中增強政治功能
二、在群眾工作中提升組織力
三、在戰時狀態中鍛造戰鬥堡壘
第三節 支部教育和監督管理的具體實施
一、加強黨員教育
二、嚴格組織生活
三、洗刷不純分子
第四章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的重要成就
第五章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的鮮明特徵
結語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的當代價值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支部建設實踐及當代價值研究》：
二、關門主義的整理及肅清
主要矛盾決定了事物的性質。國內革命矛盾的運動，導致政治形勢發生變化，相應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任務也隨之發生重大轉變。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危機空前加劇，抗日運動開始發展起來。包括國民黨內的一些政治派別、其他黨派及一些愛國民主人士，都呼籲要抵禦外侮，抗擊日本的侵略。但是蔣介石統治集團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的遮掩下，實行不抵抗政策，使日本的侵略很快深入關內，危及中華民族存續的根本大計。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利益面前堅定地打出了抗日大旗，號召抵抗侵略。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升級事端，擴大事態，中日民族矛盾急速加劇，國內緊張的氣氛空前加強。
在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事變前後，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在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背景下，不僅日本快速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而且歐洲部分國家的法西斯政黨也蠢蠢欲動，爆發戰爭的風險與日俱增。蘇聯和共產國際據此曾在1933年3月、1934年10月和1935年4月，三次提出要各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聯合行動”，但因為各國所處環境不同及其他因素的干擾，這個建議並未得到落實。1935年7月至8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為應對日益迫近的戰爭危機，共產國際借這次大會之機，”指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和共產國際所屬各黨以後要千方百計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建成統一戰線。”這次會議還要求糾正一些工人階級政黨自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在革命運動中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這就為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轉變路線政策、改變革命策略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據和方向。
就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中國爆發華北事變。日本為侵略中國製造了一系列嚴重事端，陰謀活動不斷升級，讓中日矛盾瞬間陡升。有感於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嚴峻形勢，在會議召開期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於1935年8月1日，起草發佈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在民族危機迫在眉睫之時，各黨派、各界、各軍隊無論在過去有過什麼過節 、利害、分歧乃至敵對行動，都應當有民族大義的政治自覺，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力量抗日救國，甚至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對紅軍的攻擊，轉而抗日，紅軍就能放下恩怨，願意與之共同攜手抗敵救國。這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幫助下，中共在政治上發出的明確信號，是中共政治路線作出調整的重要步驟，為建立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為清理黨內的關門主義提供了基本的遵循。
共產國際七大結束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立即召開會議，討論中國的統一戰線問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會上作了報告，他明確表示，”在當前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革命力量應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南京政府的鬥爭，但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並掉轉槍口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也不排除與之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中共駐共產國際的報告和之前的”八一宣言”，對中日民族矛盾作出了突出強調，明確提出了自己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和要求，開始糾正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為擴大革命統一戰線的範圍創造了可能，表明中共政治路線與策略發生了轉變。
“八一宣言”發表之時，中共中央尚在長征途中，並未當即獲悉其內容。但從已經發生的華北事變中預感到了嚴重的民族危機，開始思考建立範圍更廣泛的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黨要毫不猶豫的去與一切反日討蔣的團體和個人進行聯合”，”黨不管什麼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產黨願與之聯合以共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不管什麼黨（自生產黨至社會黨，民主黨，國家主義派止），若果他們願意做任何反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國救亡的情緒時，中國共產黨都願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長征一經結束，中共中央于當年11月中旬再次發出宣言，”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不論他們的黨派、信仰、性別、職業、年齡有如何的不同，都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賣國，一致抗日。
之後不久，張浩從共產國際回國，到達陝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共產國際戰略態度的轉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政策主張的明確，為中共轉變策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到了政治上的關鍵助推作用。中共在民主革命和抗日鬥爭中，對革命統一戰線問題有了更客觀理性的認識，豐富了統一戰線的內涵。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陝北召開，即瓦窯堡會議。根據國內國際形勢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和路線問題。會議集中批判了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錯誤，並視其為黨內最主要的危險。認為工農依然是革命的基本動力，知識分子是可靠的同盟軍，資產階級和軍閥中的某些階層也會有抗日的要求，甚至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分，也有可能起來抗日。為壯大抗日隊伍，”黨應該採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緊接著，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內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政治上的根本指導。

前言/序言
黨支部作為黨的基礎組織，對黨在社會基層開展工作意義重大。早在1925年1月召開的黨的四大上，就已經明確黨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規定了黨支部的設置原則、職責功能、領導方式、組織生活等，初步奠定了黨支部制度的基礎。黨支部在此後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之所以把黨支部建設的關注重點放在延安時期，是因為這一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具有極為特殊的地位。黨的二十大閉幕後，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他深刻而動情地指出：”黨中央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戰鬥了13年，領導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扭轉了中國前途命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了組織體系，取得了組織建設的巨大成功。特別是發展了一支數百萬人的黨員隊伍，形成了龐大而嚴密的基層黨支部網絡。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實現了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歷史性轉變。
在1935年底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面對即將到來的抗日新形勢，中共中央提出了大量發展黨員的任務。全民族抗戰爆發後，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一度成為組織建設的中心工作。在此期間，黨員隊伍和基層黨支部迅速發展壯大。1939年8月以後，逐步進入”鞏固”發展的新階段，黨支部建設的重點轉入整理組織、提升質量方面。當年10月，毛澤東在為《共產黨人》作的發刊詞中把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提出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顯然，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殊為不易，築牢組織基礎，強化黨支部建設，增強黨支部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就是必然選擇。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修訂的新黨章，在總結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提煉的基礎上，對黨支部建設作了系統、全面、深入的制度性規定，是黨支部建設走向成熟，實現規範化、制度化的重要標誌。到抗戰勝利之時，中國共產黨已發展到擁有120余萬黨員，組織體系嚴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成熟的全國性大黨，為推進解放戰爭進程準備了組織力量。
然而，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各地黨組織普遍遭到破壞。黨員少、基層組織殘缺，甚至不少地方是組織空白地帶，組織基礎十分薄弱。同時，黨所處的客觀環境也不容樂觀，敵、我、頑各方勢力錯綜複雜，隨時可能面臨反對勢力的破壞。延安時期的黨支部建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艱難起步的。恢復和發展基層組織，最開始黨領導的軍隊發揮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以”輸血”的方式推動地方建黨，逐步培養基層黨組織自力更生的”造血”能力。通過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把各界群眾團結凝聚在黨支部周圍，逐漸樹立起黨支部在社會基層群眾中的政治核心地位，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力，積累了部分建政經驗。這個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偏向，使黨支部在基層社會的政治功能未能充分發揮，削弱了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善於發現問題、糾正偏差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經過支部整理等環節 後，黨員質量普遍得到提升，組織得以純潔和鞏固，中國共產黨躍升成為堅實有力的政黨，並從偏居西北一隅的政治力量發展為能夠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爭雄的大黨、強黨。
梳理和回顧延安時期的黨支部建設實踐，總結其歷史經驗，為今天的組織建設提供歷史智慧，是黨史研究的題中之義，是學習黨史、發揮黨史功能價值的體現。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延安時期黨支部建設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和經驗來之不易，值得我們去不斷探究，從中汲取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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