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到哲學-愛默生超驗主義研究 汪冷 978731328507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愛默生不但為中國大眾讀者所青睞，學界對其也有不少研究，但這些研究多限於外國文學研究，或是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從文學到哲學：愛默生超驗主義研究》將愛默生的文學作品及其哲思置於跨文化的雙重視域和視域融合中加以考量，在中西文化的複雜關係中發現愛默生文學的思想來源和獨特修辭。該書的研究發現獨到而新穎，很多判斷建立在確鑿理據和深入推證的基礎之上，讀來頗有說服力和啟迪性。該書所做的探索性研究超過了一般的比較文學範式，彰顯出跨文化研究的新氣象。該書適合英美文學愛好者及研究者使用。

目錄

精彩書摘
《從文學到哲學：愛默生超驗主義研究》：
由於自然而然是一種過渡的方法，它所起的作用與道家的修道思想更加接近。
在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經》中，「自然」一詞反覆出現，這反映了老子對於自然的尊重。自然作為老子哲學的中心主題貫穿整本書。例如，第五十一章描述了自然的原理是行而上學的基礎：「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①這幾句表明，自然是道與德的根源。世上的尊貴與權貴相連，而權貴都不能長久，道和德的尊貴雖然與官銜無任何關聯，卻遵循自然。道和德的地位是自然賦予的，不是人賦予的。自然的概念成為老子思想的核心價值。《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清楚地解釋了人、天、地、道和自然的關係：「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因此，道是萬物存在的根源，道遵循的就是自然法則。換句話說，自然體現了道的最高價值原則。自然在這裡是超越一切人為控制的，同時又存在於萬物與人自身的法則中。
愛默生強調自我的根源是自然，這一觀點違背了基督教關於上帝是造物主的教義，也打破了西方讀者把理性視作自我根源的習慣。但是，愛默生認為西方文明是從認識自我開始的。蘇格拉底把認識自然轉換為認識自我，當人類文明進程走過了兩千多年，到了19世紀，認識自我的方法應該向人的存在推進，包括人的情感、知覺、意志和慾望。
愛默生寫作《自助》有其時代思想氛圍的激發因素。德國唯心主義觀念開始了現代人的主體批判，康德認為理性不僅為自己建立了規範，而且還有未被規範的屬於構成性的理性能力。雖然這后一種理性不能夠對事物作確定的把握，但是卻能夠知道事物之間的聯繫與力量的來去。前一種理性運用的是知性理解力，后一種運用的是理性的直覺綜合力。費希特認為自我無法認識自身，但是自我通過超驗的絕對知識展開各種行動，這些行動就是自我的本質。愛默生從德國思想家了解到超驗主義的廣闊，基於新的超驗方法對古希臘思想遺產進行反思，自我的根基從邏輯理性向感性直觀溯源，從而獲得邏輯理性的來源——超驗理性。①超驗理性相對於邏輯理性具有更大、更包容的視野，儘管它還處於不確定階段，但是它為思想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這在愛默生看來，美國身份確認需要譜系法的認識和寬泛包容的視域。因此，德國思想家的超驗方法更接近美國思想氛圍，他們重新闡釋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命題，開出兩種認識道路。在萊布尼茨的《人類理智新論》中，「我思」被理解為「我存在」，並且作者稱這是直接經驗的命題，而不是認識論上的邏輯命題。萊布尼茨認為「只有上帝能夠看見這兩個詞語『我』與『存在』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②康德沿著萊布尼茨關於自我根源的討論方向，把「我思故我在」理解為經驗性命題。但是康德是通過理性與感性兩種功能的區分提出這個結論的。這無疑給了愛默生一個很好的示範，即一個問題放在兩種模式下進行考察，每一種模式都具有某種闡釋性優勢。出於選擇性的重構需要，用其中一種模式批判另外一種模式的不合時宜，這是德國思想家們試圖根據本國情況所做的嘗試。在康德與萊布尼茨的關係中，愛默生髮現了中國古典思想的基礎性作用，即自然方法作為一種不確定的總體認識方法提供了一種過渡和說明。愛默生從德國思想家康德獲得超驗主義術語，並且認為超驗主義哲學的最實用之處在於它的人本主義精神。德國哲學家通過反思性地闡釋古希臘哲學而獲得一種新思想，並創造了一種新的工具理性。雖然愛默生受德國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拒絕運用德國理性概念的表述模式，而是運用跨文化思想的方法，選擇性地運用了中國古典道學對於自我的認識並加以重構。於是，愛默生的自我，或美國自我的辨識就在話語表述中體現，其焦點集中於變化的無限性與獨特性，因為世界和理想都處於無限變化之中。因此，把自然作為認識自我的源頭具有以下意義。
首先，以自然法則作為自助的根據是對社會現實採取的批判和否定態度，把現實世界看作違反自然、束縛創新思想的世界。愛默生在《自助》中說：「聽話乖順不是造成幾點虛假，而是帶來全面的虛假他們所指的二不是真正的二，他們所說的四也不是真正的四，他們所說的每一個字眼都讓我們煩惱，而我們不知道從何處開始修正。」①愛默生批評基督教的「原罪」思想，認為其目的是讓人否定自己，從而尋求外在的神助。老子是認識到異化現象併發出反異化呼聲的思想家。道家認為，仁義之道在遠古的時候是自然而然的東西。隨著社會的發展，原有的純真德性受到破壞，人的自然本性受到壓制，妨礙了人的自由與自主創造性。愛默生與老子均提倡道德不是從上到下的強制規定，也不是從外到內的干涉，而是來自人的內心，秉承天地的靈性。由於相信人本身具有道德完善的靈性，因此，強加給人的道德信條只會扭曲人真正的道德情感，造成自我的分裂。
其次，愛默生用自然的觀點表達生命的自由和思想的自主性。美國學者史蒂芬·維澈（Stephan Whicher）在《自由與宿命》一書中敏銳地指出了愛默生讚美自然、重新審視自然的目的：「他想傳遞的信息是人的完全的獨立性。這個思想的意圖不是道德，而是自由與自主。」②生命的自由蘊含著思想的自由，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決自我的歸屬問題。愛默生把自然法則解釋為自我思想、美德和知識的根源，目的是把人從理性範式下解放出來，並聲稱「世上唯一的罪過就是局限」。③愛默生以無限上的無限反對智能技藝的無限，因為美國需要首先解放思想，以事實為根據，強調個體存在的重要性，增強對個體天賦才能的信心。信心帶來不一樣的眼界。愛默生自助的根源以思想自由獨立為目的，因此，他告誡人們，「羡慕意味著無知」「模仿意味著自殺」「當美好與生命降臨時其方式、思想和美好完全是陌生的、嶄新的，沒有先例與經驗」。④道家哲學與陌生、新異和創新的關聯之處在於追求一種境界，在此尋求成為真人，然後獲得真知，而真人真知與個人修道抵達超驗的至高境界密切相關。這時的自我在心靈上似乎遠離俗世，吸收宇宙能量和環境的信息。由於人在一種超驗的境界獲得能量與信息，這時的視角處於場域與焦點的互動關係，所獲得的知識超出點對點的線性知識，是一種從縱深向思者發出的信息，這是一種新異的東西。

前言/序言
近年來，愛默生可謂是國內讀書界的熱門人物。只要對國內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愛默生著作稍加統計，便可以看出讀者們喜歡愛默生的程度。一個在時空上離我們如此之遠的19世紀美國作家，他的文字對今天的國人有何啟悟？中國讀者為何流連於愛默生那充滿魅力的文字？前賢們已給出了許許多多的答案。據說聖雄甘地曾提到，愛默生的文學作品旨在鼓勵我們去達成我們希望看到的世界變化；而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反思愛默生時則認定，愛默生不可能被我們所拒，因為拒絕他的思想就是拒絕我們自己！百多年來，愛默生的文學作品在給人帶來閱讀快感的同時，也促使人們思考諸多社會面相和人生冷暖。
愛默生不僅為中國大眾所青睞，學界對其也有不少研究，但這些研究多限於外國文學研究，或是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汪冷教授的新作《從文學到哲學：愛默生超驗主義研究》另闢蹊徑，建構了一個愛默生文學與中國道家哲學智慧的跨文化參照，尤其這～研究基於文學卻又不限於文學，從文學進入哲學，所以讀來更像是一次跨文化的中西哲學對話。
從學術發展的趨勢來看，文學研究早已越出了比較文學的「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進入了更為深廣的跨文化研究。在我看來，所謂跨文化研究，首先是要建構一種雙重視域，一方面是本土視域，另一方面則是他者視域。就愛默生文學研究來說，先要進入美國19世紀的社會和文化語境，搞清楚愛默生在其時說了什麼和為什麼這麼說；其次，又要回到中國本土語境，從一個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出發，思考愛默生與中國可能有的複雜關聯。這一進一出其實就是跨文化之「跨」，然而說來容易做起來難。一般而言，研究外國文學很容易跟著西方學者的話語說。一旦進入西方語境，學者自己的主體性和本土問題意識便會受到抑制，因為無論從材料掌握還是認知理解，西方學者都對西方文學研究佔盡天時地利。用馮友蘭先生的話來說，外國文學研究常會落入「照著說」的窘境，很難形成跨文化的思想碰撞和深度對話。馮先生認為只「照著說」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接著說」，說出研究者自己的獨特想法，這對愛默生研究來說顯得尤為重要。跨文化研究要求我們回歸本土語境，尋找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學的中國問題和中國理解，這就是建構一個本土視域來審視西方作家及其作品。
進一步，「接著說」的意義不只是回歸本土來審視他者，一個更高的學術境界是跨越前兩者的新視域——「視域的融合」。道理很簡單，囿於自我與他者的視角終歸還是有其局限性。晚近跨文化心理學發現了跨文化交往的四條基本原則：其一，人們總是從自己的文化視角來看其他文化；其二，有些心理學原理是普遍的，有些則具有文化特殊性；其三，一些文化的核心維度有助於我們對跨文化現象的理解；其四，儘管跨文化研究者發現了許多文化差異，但不同文化的共通性要多於差異性。這些原則對於我們理解跨文化研究很有啟發，它們既點出了以本土視角來觀他者的必然性，也指出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與共通性同時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還道出了不同文化間的共通性多於差異性的事實。如果囿於他者和自我的視角，往往很難發現文化間的共通性。因此，將他者與自我的不同視域進行融合，乃是跨文化研究更高的內在要求。用德國哲學家加達默爾的話來說，「視域融合」構成了一個更大的視域，它超越了局限性而可縱覽全局，把握總體。「視域融合」也是「接著說」的應有之義，是跨文化研究追求的更高學術境界。
汪冷教授的新作在這些方面做足了功夫，她將愛默生的文學作品及其哲思置於跨文化的雙重視域和視域融合中加以考量，在中西文化的複雜關係中發現愛默生文學的思想來源和獨特修辭。她的發現獨到而新穎，很多判斷是建立在確鑿理據和深入推證的基礎之上的，讀來頗有說服力和啟迪性。我以為，汪冷在本書中所做的探索性研究，超越了一般的比較文學範式，彰顯出跨文化研究的新氣象。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