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毀滅1895-1945 商兆琦 9787542680198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講述的是近代日本如何擴張和毀滅的歷史，時限上起1895 年，下至 1945 年。從四條線索——內政、外交、戰爭、歷史人物——出發，揭露對外擴張和自我毀滅，這一明一暗、並列前行、交互作用的雙重歷史進程。支撐日本對外國擴張的思想邏輯是什麼？導致自我毀滅的制度根源又是如何？天皇、政治家、官僚、民眾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本書旨在揭示日本帝國形成、發展和崩潰的軌跡，分析諸多歷史現象背後的特殊性與邏輯關聯，讓事實自己說話。

作者簡介
商兆琦，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東京大學博士，歷任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特別研究員、埼玉大學非常勤講師。專業方向為日本近代史、政治思想史，著有《鉱毒問題と明治知識人》（東京大學出版會，2020年9月），曾獲日本思想史學會獎勵獎。

精彩書評
梁文道（作家、媒體人）、李長聲（旅日作家、知名日本文化學者）、劉檸（獨立學者 作家）、王新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宋成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聯袂推薦
如果你想了解日本的近現代史，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也是唯一的選擇。
——梁文道 作家、媒體人
日本近現代史上的每一個重大關頭，幾乎都密切關涉中國。商兆琦先生將為我們解讀一部更驚悚、更刺激、也更慘烈、更富於「啟示錄」色彩的日本帝國興亡史。
——劉檸 獨立學者 作家

前言/序言
中日兩國迥然相異的近代命運，曾讓我困惑不解。常有人說， 中日一衣帶水，同文同種。兩國不僅毗鄰而居，在文化上也相互接近，同屬漢字文化圈和儒學文化圈。直至近代，中國一直是「導師」，日本則是「學生」，日本不僅從中國輸入了漢字、佛教、儒學和律令制，還曾數次加入朝貢體系，對中國表示過臣服。
那麼，在大致相同的歷史條件下，兩國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近代之路？為什麼明治維新可以幫助日本成功轉型，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乃至辛亥革命都無法改變中國積貧積弱、備受欺凌的悲慘命運？為什麼國土面積僅相當於雲南一省的日本，能夠擊敗中國和俄國，成為東亞霸主？為什麼僅有中國五分之一人口的日本，能夠侵佔中國的半壁江山，又將半個亞太收入囊中？日本帝國的野蠻性和侵略性是什麼？其近代化的經驗和教訓又是什麼？帶著種種疑問，我開始學習日本歷史。經過十多年的學習，我逐漸意識到，這種提問方式或許存在問題。因為中日兩國雖然擁有相似的歷史遺產，但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會形態上差 異巨大，簡直如同兩個世界。
首先，在明清中國，皇權主宰一切，由於缺乏挑戰，整個體制如同鐵板一塊，除非改朝換代，否則很難鬆動。相比之下，德川時代的日本是個大名聯合國家，將軍執掌中央政權，大名控制地方權力。中央政權統治弱化之時，地方大名可伺機而起，抗衡中央。國家權力的多元和分散為政權的自我更新提供了契機。其次，明清中國的統治階層是士大夫，而德川日本的統治階層是武士。儒學是中國的官方學問，也是統治思想和主流價值觀。受制於儒學的大一統地位，中國士人很難改變思維模式，接受近代的科學精神。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儒學的影響雖然不小，但它既不是官方學問，也不是統治意識形態。因此，在遭受外來文化衝擊后，日本武士能夠迅速轉向西方文明。
最後，常被拿來比較的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儘管發生在同一時期，也都是由統治階級發起的自救運動，但洋務運動旨在維護舊制度和舊文化，明治維新則旨在建立新制度和新文化。洋務運動的領導者是傳統社會的受益者和捍衛者，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則是傳統社會的受害者和破壞者。洋務運動只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採用了某些西方技術，但未觸及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思想文化本身。明治維新則在諸多方面進行改革 ：在政治方面，廢除了封建領主制，創建了集權統一的國家，並導入了君主立憲制和民選議會制 ；在制度方面，廢除了舊的法制，編製了新的法典，並對司法機構進行了改革 ；在軍事方面，引入了徵兵制度，建立了國家常備軍 ；在社會和文化方面，廢除了武士階層的世襲地位，倡導四民平等，並努力學習西方的器物和文化 ；在生活方式方面，還確立了新的曆法和時間標準。相比之下，洋務運動只不過是一場改良，明治維新卻是一場革命。
由於明治維新在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巨大成就，日本迅速由一個封建島國轉變為一個近代國家，並在 19 世紀「西力東漸」的驚濤駭浪中成長壯大。至 1912 年明治時代落幕之時，日本不僅捍衛了本國的獨立和自主，還躋身於世界列強之列。因此，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往往被認為是 19世紀唯一成功實現近代化的非西方國家。
二
事實果真如此嗎？如果明治維新是成功的，日本為何後來會異變為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家？為何在戰敗之後需要重啟近代化之路？要知道，從明治落幕的 1912 年至戰敗投降的 1945 年，其間僅僅相隔 33 年。考慮到這一事實，我們或許只能說，由明治維新開啟的日本近代化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日本近代化失敗的原因紛繁複雜，可從多個角度進行解釋。簡單地說，實現近代化是一項漫長的工程，需要個人、社會和國家這三方的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在個人的近代化實現之前，社會和國家的近代化無法得到保障。「二戰」之前，日本的國力雖然增強了，但並未培養出具有近代精神的國民，也未形成健全的國家機構。
明治維新的元勛們想建立一個平等、自由和繁榮的近代社會，又想捍衛國家的獨立和自主，使日本躋身於列強之列。為了實現這雙重目的，他們以天皇為核心，組織了強大的中央政府和軍隊 ；為了賦予該政權以正統性，他們要神化天皇的歷史（當時的普通日本人早已不知道天皇的存在）；為了喚起日本人的國家認同感，他們還塑造出所有日本人同屬一個祖先的假象。他們以皇室為機軸，將國家、政治、社會、歷史和文化統合起來。他們對內改革，推動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近代化；對外擴張，追求亞洲乃至世界霸權。在此過程中，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潮蔓延開來，不斷壓制自由主義與和平主義的聲音。這就造成了政府、官僚機構和軍隊的權力過於強大，而社會和人民的力量相對弱小。明治維新后成立的新政府，遠比它推翻的德川政權更強大、更集權、 更具侵略性。
但是，將日本步入法西斯歧途的責任都歸咎於專制政權和暴虐的軍隊，也並非公允之論。因為在日本轉向法西斯的過程中，不健康的民主主義也難辭其咎。
明治維新推翻了封建制度，打破了身份限制，廢除了等級差別，帶來了相對的平等和更大的自由。明治政府開放輿論，允許民間辦報和自由結社，並逐步放寬選舉限制，這些政策使得國民大眾有機會參与政治生活。就整個歷史進程來看，大眾崛起值得肯定，但這一趨勢既可以構成政治民主化的基礎，也可能倒向極權主義和民粹主義。尤其是在贏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民眾產生了「一等國」的民族虛榮感，並開始盲信軍事的力量。此後每當外交出現挫折時，民間就會形成用武力解決的強大呼聲。民眾利用輿論和選票給政府製造壓力，給野心家以可乘之機。
此外，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議會和政黨，到了昭和時代變得越來越墮落。政治家與財閥勾結，漠視大眾的普遍利益；議會喪失了監督政府的職能，淪為權力分贓的交易所。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政黨不惜與軍方和右翼聯手，破壞議會政治。持續性的社會分化和間歇性的經濟危機，加深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經濟和文化的鴻溝，也加劇了民眾之間的對立情緒。出於對現狀的焦慮，以及對政黨政治的失望，越來越多的民眾轉而支持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
民粹主義把社會問題歸結為腐敗、邪惡、不具民意代表性的少數階層，與善良、正義、有民意代表性的多數階層之間的衝突，從而激發國民大眾對精英階層的嫉恨。極端民族主義則渲染敵人打壓、入侵的恐懼，慫恿國民憎惡他國政權和他國民眾，以向外宣洩不滿情緒。嫉恨和恐懼的大肆泛濫，為社會的持續動蕩提供了心理動力，也為法西斯思想的蔓延提供了溫床。
可以說，「二戰」前的日本只得了民主制度的外殼，並未得到民主的精神。日本的民主制度先天不足，缺乏堅實的歷史基礎，一旦遭遇危機，很容易被法西斯主義和軍部勢力劫持，並最終淪為帝國主義的幫凶。
說起來，我最初對日本歷史感興趣，是想要了解日本成功的秘訣，但到後來，反而對日本的失敗更感興趣。這是因為，成功的經驗往往可以被複制，而失敗的教訓卻總是被遺忘。正因人類不願意吸取教訓，歷史才經常上演重蹈覆轍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