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郭延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專家，在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翻譯文學方面也頗多研究成果。本書共13卷，基本囊括了他此前出版過的所有重要著作和論文，包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二十世紀第一個二十年中國女性文學研究》《龔自珍傳》《龔自珍年譜》《龔自珍詩文選》《秋瑾傳》《秋瑾年譜》《秋瑾詩文選》《秋瑾文學論稿》《近代六十家詩選》《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中國文學的變革：從古典走向近代》《自西徂東：先哲的文化之旅》《文學經典的翻譯與解讀》《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地位》等著作。
作者簡介
郭延禮，1937年2月生，1959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導師。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山東省近代文學學會會長。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學、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翻譯文學。主要著述有《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西學與中國近代文學》等。
目錄
總 目 錄
第一卷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上冊)
第二卷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冊)
第三卷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下冊)
第四卷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
第五卷 《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
第六卷 《20 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
第七卷 《龔自珍研究》
第八卷 《秋瑾研究》
第九卷 《近代六十家詩選》
第十卷 《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地位》
第十一卷 《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
《中國文學的變革:由古典走向現代》
第十二卷 《20 世紀第一個二十年中國女性文學研究》
第十三卷 《自西徂東:先哲的文化之旅》
《學術隨筆集》
附錄 《郭延禮學術年譜》
精彩書摘
（第六冊《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第一章 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期 （1919—1949）
一 概說
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至1949年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期。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學術界就已有了「近代」、「近代文學」這一概念，但其時限卻模糊不清。1914年，江陰學人吳芹編輯並出版了《近代名人文選》、《近代名人詩選》，從《自序》中知，其所謂「近代」大體指清末民初。1918年，沃丘仲子撰《近代名人小傳》，其「近代」主要是指光緒、宣統兩朝。「五四」之後，「近代」、「近代文學」這一概念，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更是屢見不鮮。其所謂「近代」者，大約就是指清末（晚清）或清末民初，如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近代十大家尺牘》（1922）、陳衍的《近代詩鈔》（1923）、嚴偉等人的《近代詩選》、錢萼孫（仲聯）的《近代詩評》（1926），以及30年代汪辟疆的《論近代詩》（1932）、金兆梓的《近代文學鳥瞰》（1933）、錢歌川的《近世文學的特徵》（1934）、張爾田的《近代詞人逸事》（1935）、孫竹青的《近代的新體詩》（1936）、杜穎陶的《近代武俠小說的起源》（1948）等。以上論著中的「近代」、「近代文學」的上下限均不清楚，仍是一個模糊概念。但「近代文學」這一概念的出現，畢竟意味著學人們已認識到它和「古代文學」的不同。那麼近代文學，究竟是指什麼時期的文學呢?它的時限範圍是什麼?各家有各家的說法，並未形成共識。1929年，陳子展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他在書中說:「所謂近代究竟從何時說起?我想來想去，才決定斷自『戊戌維新運動'時候（1898）說起」 ① ;陳獨秀曾主張「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 ② ;鄭振鐸則謂「近代文學開始於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而終止於五四運動之前（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 ③ ，錢基博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似又把「現代」視為「近代」。總之，在20世紀50年代前，近代文學始終未形成一個明確的科學概念。儘管如此，從「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學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績:論述了近代文學範圍內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團流派及其文學現象，奠定了近代文學的研究基礎。在這方面成績尤為突出的是魯迅、胡適、鄭振鐸、阿英、陳子展諸前輩學者。較早論述近代文學的是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此文因系紀念《申報》五十周年而作，它所論述的範圍也就只能是1872—1922年的五十年，但恰恰這五十年正是中國近代文學最繁榮、最有代表性的時期。胡適寫此著並無意于總結近代文學，但在客觀上卻為近代文學描繪了一個輪廓，如果說他為近代文學建構了一個敘述框架，似乎也不為過分。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當他站在新文學的立場上來審視這五十年文學變遷的歷史時，他發現「這五十年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它的重要就在於這五十年「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級（按:原文作此）」 ① ，胡適在論著中開宗明義的這幾句話，正表明他並非一味「攻擊」舊文學，而倒頗有點清醒的「歷史主義」觀點。在中國近代小說研究中，成就最突出、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先生。魯迅1920年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寫有《小說史講義》。1923、1924年又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北京:新潮社）。此書以歷史進化的觀點，依據許多新的第一手資料，揭示了小說演變的軌跡，所謂「從倒行里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 ② ，此乃真正意義上的拓荒之作。《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專門講了「清之狹邪小說」、「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清末之譴責小說」，劃分了近代主要的三種小說類型，然後考其源流，尋其脈絡，擇其代表作進行論述，言簡意賅，獨到精闢。鄭振鐸于近代文學也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不僅「用了很大的努力和用心」 ③ 編選了《晚清文選》，為近代散文研究提供了資料，而且對近代一些名家如梁啟超、林紓也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寫了《梁任公先生》、《林琴南先生》等長篇論文，此外，他對姚燮、近代戲曲研究亦有貢獻。陳子展對近代文學研究貢獻較大，他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9年出版，他明確主張近代從「戊戌維新運動」開始，沿著「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新文體」、詞曲、翻譯文學這一主線，將三十年來（1898—1928）文學之嬗變與轉化進行了較系統的論述，與他稍後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可以互補，后書較前書的論述又有了深化。同時兩書對於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所忽視的舊體詩詞（如宋詩運動、同光體代表詩人、近代四大詞人）也進行了論述，這樣更好地展現了近代文學的全貌及其嬗變的軌跡。此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盧冀野的《近代中國文學講話》、吳文祺的《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阿英的《晚清小說史》、楊世驥的《文苑談往》、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趙景深的有關近代小說戲曲的考證、安英的《民初小說發展的過程》、范煙橋的《民國舊派小說史略》、嚴芙孫等人的《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以及陳衍的《近代詩鈔》、錢仲聯的《人境廬詩草箋注》和《文芸閣先生年譜》等論著，對近代文學研究均有貢獻。其中阿英《晚清小說史》是中國第一部論述晚清小說的斷代史。該書1934—1935年著，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49年後又多次重版。此著力求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社會條件和文化因素的角度來描述和闡釋晚清小說（1875—1911）繁榮的概況和原因，作者利用主題學的分類法（實際上是按小說題材分類）將晚清小說分成十二大類，然後對每類小說代表作的思想和藝術進行了系統而公允的論述。阿英是近代文學圖書和報刊的收藏家，又編有各種書目，于晚清小說異常熟悉，故資料豐富翔實，是這部小說史的特點之一。作者于晚清小說除重視創作外，對這時期的翻譯小說也有論述。限於史料和當時的認識水平，書中個別史料的判斷、作家生卒年、譯著的原作者，乃至作品的詮釋均有可以商榷之處;但此書對研究近代小說，在當時和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部獨一無二、帶有引路性質的小說史著作，很有參考價值，亦被國內外視為研究中國近代小說的權威性著作，影響頗大。阿英還著有《彈詞小說評考》（1931）、《女彈詞小史》（1938），其中保存了許多近代女彈詞家的史料，很有價值，因之也擴大了近代文學的研究範圍。阿英還編輯了許多文學資料，于近代文學研究貢獻甚多，將在第二章中詳細論述。
此外，這時期還發表過若干有價值的研究作家作品的文章，如李玄伯的《〈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的家世》 ① 、孫楷第的《關於（兒女英雄傳）》 ② 、容肇祖的《〈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傳》 ③ 、馬彥祥的《皮黃劇本之變遷》 ④ 、秋宗章的《六六私乘》和《六六私乘補遺》 ⑤ 、李家瑞的《從石玉昆的〈龍圖公案〉說到〈三俠五義〉》 ⑥ 、張爾田的《近代詞人逸事》 ⑦ 、嚴敦易的《〈小蓬萊仙館傳奇〉十種》 ⑧ 、周貽白的《〈官場現形記〉引》 ⑨ ，以及胡適對《三俠五義》、《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等近代小說的考證 瑏瑠 ，這些文章均為近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總的來看，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有如下特點:第一，此期所謂「近代」，儘管概念模糊，時限尚不統一，但不論是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的「五十年」（1872—192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末」、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中的「近代」（1898—1928）、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的「現代」，其言說重點均指近代文學史中最主要、最具特色（近代性）的主體部分。另一方面，研究者又提出了「近代文學」這一文學史概念，這說明他們已開始意識到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不同。第二，近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胚胎和先聲，在今天這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在「五四」時期，胡適、鄭振鐸、錢基博、陳子展等人不約而同地均把近代文學與「五四」文學革命聯繫起來論述，這一見解足可見出以上諸家的卓識。
第三，「西學東漸」是近代文學發生新變的主要動因之一，也在中國近代文學發展中佔有突出的位置。這時期近代文學研究者均重視翻譯文學，魯迅、胡適、鄭振鐸、茅盾、陳子展、賀麟、楊世驥、林榕等，或在自己的著作中辟專章論述近代翻譯文學，或寫專文探討重要譯家（如林紓、嚴復、伍光建、蘇曼殊、周桂笙等）的譯作。這種對近代翻譯文學的重視，恰與1949至1979年這段時間對近代翻譯文學研究的相對忽視形成反差。第四，此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多數是近代文學的接受主體，他們對近代文學十分熟悉，有些研究者又不同程度地受到過近代文學的影響 ① ，因此他們對近代文學的認識比較深刻，又加上其中部分研究者都是著名的學者，如魯迅、胡適、周作人、鄭振鐸、陳子展等人，因此其論著富有學術個性，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見。有些卓識至今仍為人贊同和引用，其貢獻和影響是很大的。但也應當看到這時期的某些作者，由於缺乏對近代文學的深入了解，只是從個人興趣出發，寫了一些介紹性或生活軼事的文章，質量不高。例如關於蘇曼殊，這時期就出現了不少隨筆和雜感性的文章。據不完全統計，本時期有關蘇曼殊生平及著譯作品的評論多達263篇，佔了同期作家作品研究文章的九分之一 ② ，一時形成「曼殊熱」（魯迅語）。寫作者為了湊熱鬧，文章難免良莠不齊。類似的情況，在其他作家研究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本時期關於近代文學研究的文章在2400篇左右，從數量上看不算少，但像胡適的關於近代小說考證的文章，鄭振鐸寫的《林琴南先生》、《梁任公先生》這類有分量的文章在本時期整個近代文學研究中還不多見。
前言/序言
第四冊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
緒論
什麼是翻譯呢？翻譯就是伴隨著社會交際和文化交往而開始的兩個種族（或語種）間的交流活動。翻譯並不僅僅是兩種表意符號的對應轉換，它還是兩種文化的對話和交流。
翻譯（Translation）古代稱「譯」，開始專指北方的翻譯人員。《禮記·王制》說：「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孔穎達疏：「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古代的翻譯人員除北方稱「譯」外，還有稱「寄」「象」「狄鞮」者。上面孔穎達所說的譯「謂陳說外內之言」，也涉及翻譯的本義。他所說的「外內之言」，大約即指周代邊境外的夷、蠻、戎、狄等部落的語言和境內華族的語言。唐代的大經學家、語言學家賈公彥進一步詮釋為：「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周禮·秋官·序官》賈公彥疏。這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譯乃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這一見解出現在一千多年之前，很值得我們珍視。
翻譯是不同民族、語種間進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轉換形式，它「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話語），在保持內容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巴爾胡達羅夫著，蔡毅等譯：《語言與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頁。。簡言之，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信息，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人類社會生存著不同民族（種族、部族），也產生了不同語言，他們需要相互交往，表達彼此的思想和情感。使用兩種不同語言的人們，既然要相互溝通，就必須有個中介手段，這就是翻譯。
我國的翻譯歷史極其久遠。夏商周以來，在這些王朝的疆域內外聚居著許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據《左傳》記載，在周朝疆域內就有山戎、犬戎、白狄、赤狄、戎蠻子等十多個部族，所謂西戎、北狄、南蠻、東夷。這些異族在語言和飲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