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案史 陳祖武 978710021122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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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人群 ：本科及以上學歷者
「學案」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著述體裁。《中國學案史》曾於1994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被當時學者評為「一部有開拓意義的史學著作」，曾獲第三屆中華出版物(圖書)獎。十余年後，2008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再次推出經過修訂本《中國學案史》。修訂本，學理上更趨縝密，議論更顯開闊。本次納入陳祖武先生個人文集中，底本選用此修訂本，經陳祖武先生再次親自修訂，編輯同陳先生共同協作，力圖為讀者再次呈現陳祖武先生這部力作。本書學術價值、收藏價值並重。

內容簡介
本書為《陳祖武學術文集》之一種。《中國學案史》是著名學術史專家陳祖武先生所著，遠溯先秦諸子、史漢儒林，上起南宋（伊洛淵源錄），下迄民國間（清儒學案），對我國學案體史籍的演變源流進行了第一次系統梳理，是近三十年問學術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創穫。是一部有開拓意義的史學著作。在中國歷史編纂學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學案體史籍在中國政治思想，學術文化方面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陳祖武教授所著《中國學案史》無論是對中國學術思想主流的把握，還是對各個學案內容細緻入微的分析考證，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穫意義的新見解，顯示出卓越的識斷，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啟迪人們在思想史，史學史和文獻學諸方面以更多可以開拓的新領域。此外，該書表現出的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學風，對於今日的學風建設也有一定的影響。

作者簡介
陳祖武，1943年10月生於貴州省貴陽市。1965年7月，畢業於貴州大學歷史系。1981年7月，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2006年，當選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1998年至2008年，任歷史研究所所長。2009年，被國務院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至今一直在館員崗位履職。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學案史》《清初學術思辨錄》《乾嘉學術編年》《乾嘉學派研究》《清代學術源流》《清代學者象傳校補》《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等。兼任全國古籍規劃小組成員，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語錄》《楊園先生全集》《清儒學案》《榕村全書》等。

目錄
原版自序
第一章 學案體史籍溯源
一、先秦諸子論學術史
二、《史記》《漢書》的發凡起例之功
三、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鑒
第二章 學案雛形的問世
一、撰述背景
二、《伊洛淵源錄》之成書
三、主要內容及編纂體例
四、學術價值
第三章 陽明學與《聖學宗傳》
一、道學統緒的延伸
二、陽明學的崛起
三、周汝登與《聖學宗傳》
第四章 理學危機與晚明學術
一、理學營壘中的「由王返朱」聲浪
二、經世思潮的興起
三、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第五章 明清更迭與《理學宗傳》
一、明清更迭與清初社會
二、清初學術演進之大勢
三、孫奇逢學行述略
四、《理學宗傳》的結撰
五、編纂體例及其影響
第六章 《明儒學案》的里程碑價值
一、從黨爭健將到學術巨擘
二、《明儒學案》成書時間商榷
三、主要內容及編纂體例
四、《明儒學案》與《皇明道統錄》
第七章 《宋元學案》的纂修
一、黃氏父子的創始之功
二、全祖望與《宋元學案》
三、《宋元學案》的刊行
第八章 從《理學備考》到《學案小識》
第九章 學案體史籍的殿軍
第十章 學術史著述的創新

精彩書摘
《中國學案史/陳祖武學術文集》：
在晚明學術史上，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輸入，是一個重要的學術現象。它不僅深刻地作用於明末三四十年間的學術發展，而且對其後清代學術的發展，也留下了久遠的影響。
晚明的西學輸入，始於16世紀末。它以當時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為媒介，在傑出的先行者利瑪竇倡導之下，始而廣東肇慶、韶州，繼之江西南昌、江蘇南京，最後更深入宮廷，流播朝野，成為名噪一時的「天學」。晚明來華的耶穌會士，以傳播天主教教義為根本目的，因而他們所輸入中國的西學，首先就是西方的宗教神學。關於這一點，正如萬曆十一年（1583）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來華伊始，向廣東肇慶知府王泮所宣稱的：「我們是一個宗教團體的成員，崇奉天主教為唯一的真神。」這一宗旨，在迄于明亡來華的眾多傳教士中，是為他們所始終如一堅持不變的。不過，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上千年儒學傳統的國度，自身的道教以及外來的佛教，尚且被視為異端邪說而遭到排斥，天主教神學要想立定腳跟，就絕非易事。因此，為了使布教活動得以進行，受過高等教育的利瑪竇率先脫去僧裝，改著儒冠、儒服，學習中國語言，研討儒家經典，恪守儒家禮儀。他們長年累月地深入到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央、地方官員中去，以傳播西方學術為手段，試圖在中國謀求建立新生教會的基礎。其結果，同耶穌會士的本來願望相反，儘管他們也確實在中國發展了天主教的一批早期信徒，但是為他們所介紹的西方科學技術，卻掩宗教神學而上，引起了同他們接觸的中國學人和官員的濃厚興趣。這樣一來，耶穌會士的布教活動，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輸入，利瑪竇等人也成了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從明末中國知識界在天文曆法和數學方面的現狀出發，利瑪竇于來華之初，即親手製作天球儀和地球儀，把刻在銅板上的日晷送給各級地方官員。他還向南北學者廣為介紹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原理，指導求教的人用幾何法測量物體的高度。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入北京之後，利瑪竇更在李之藻、徐光啟的合作下，盡其所知介紹和翻譯西方古典數學名著《幾何原本》（前六卷）等。他故世后，李之藻、徐光啟又據從學所得，並與熊三拔等傳教士合作，先後刊行了《乾坤體義》《同文算指》和《泰西水法》等著作。崇禎三年（1629），徐、李二人奉命主持曆法修訂工作。他們將耶穌會士羅雅谷、湯若望先後安置到歷局供職，以便依據西曆知識，改訂現行《大統歷》的偏差。徐、李生前，此一工作雖未能完成，但由於繼任者李天經與傳教士的共同努力，著名的《崇禎曆書》終於編譯成功。這部曆書于清初頒行全國，一直沿用到近代。
應當指出的是，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明末所傳來的西學，雖然被傳教士說成是「新奇的歐洲科學」，但是這隻是相對於當時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而言的。事實上，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的歐洲，不惟宗教神學已經成為唯物主義哲學批判的對象，而且就自然科學論，利瑪竇等人所傳來的地圓學說，還停留在以地球為宇宙中心這樣一個認識基點上，早已不是什麼「新奇的」知識。代表歐洲近代科學發展方向的，則是哥白尼、伽利略所提出的日心說。當時，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也已經為法國傑出的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爾所發展，將其與物質運動學說和辯證法相結合，從而把幾何學推進到解析幾何的更高層次，並進而把數學導入微分和積分的門檻。所以，討論晚明的西學輸入，這是一個必須注意的歷史事實。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苛求于耶穌會傳教士。正當西方世界在理性和神學、日心說和地心說激烈交鋒而前途未卜的歷史時代，要讓為宗教神學所束縛的傳教士去宣傳近代科學和近代思想，也是不現實的。
晚明的西學輸入，雖然有其歷史的局限，當時的中國學者也只是把它視為一種「補儒易佛」的手段而已，但是它所產生的客觀歷史效果，其主要方面則是積極的。西學的輸入，給明末的知識界傳來了新的知識信息，示範了一種務實的新學風。它對當時為學風尚的積極影響，大致表現為如下四個方面。
首先，它開闊了我國知識界的學術視野。耶穌會士所傳播的自然科學知識，對長期閉塞的我國知識界，不啻一個有力的衝擊。它使願意正視現實的知識分子看到，中國並不就是世界，在我國的東西南北，不僅有浩瀚的大海，而且還有世代生息繁衍、風俗各異的眾多國家和民族。這些國家和民族同我們一樣，不僅有自己的文明史，還在若干學術領域走在我們的前頭。正如徐光啟為《同文算指》撰序所說，當時我國的數學發展水平已經落伍，「大率與西術合者，靡弗與理合也；與西術謬者，靡弗與理謬也」。這樣的認識，在今天看來不足為奇，但是在三百年前的知識界中人，能夠看到並承認這種差距，實在是不簡單的。
其次，耶穌會士示範了一種通達的務實學風。傳教士大都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們的為學，不尚空談，講求實際。所謂「上窮九天，旁該萬事」的「實心、實行、實學」，以及「事天愛人之說，格物窮理之論，治國平天下之術，下及歷算、醫藥、農田、水利等興利除害之事」，對一時知識界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明末的著名學者，從焦竑、李贄、陳第，到李之藻、徐光啟、方以智等，無不為其學風熏染。

前言/序言
生也有涯，學無止境，讀書為學一生，不覺已屈桑榆景迫。飲水思源，不忘根本。我生在貴州，長在貴州，是在五星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新中國學人。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我在家鄉接受了系統的學校教育。家鄉的山山水水和各民族父老鄉親的養育，賦予我堅定不渝的家國情懷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品格。一九六五年七月，由貴州大學歷史系畢業，從此告別故鄉。始而昆明，繼之北京，負笈南北，兼師多益，一步一個腳印地摸索前行。
晚近以來，病痛纏身，幾同廢物。回過頭去看一看艱難跋涉的足跡，無間寒暑，朝夕以之，數十年功課皆在伏案恭讀清儒學術文獻之中。恪遵前輩師長教誨，歷年讀書為學，每有所得，則隻言片語，隨手札記。日積月累，由少而多，居然亦能自成片段。承出版界諸多師友厚愛，從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約撰《中國歷史小叢書》之《顧炎武》，到二〇二二年商務印書館刊行之《中國學案史》和《感恩師友錄》，四十年間，讀書所得幸獲十余次結集。
近期，又蒙商務印書館盛誼，擬將我數十年之歷次為學結集匯為一帙，憑以為新時代之浩瀚學海存此一粟，奉請方家大雅賜教。傳承學脈，德高誼厚，謹致深切謝忱。責任編輯鮑海燕同志，不辭辛勞，兢兢業業，置疫情起伏于不顧，屢屢枉駕寒舍，斟酌商量，精益求精。年輕俊彥如此之敬業精神，最是令我終身銘感。